中国绝对是文学史大国。这样的现象固然牵涉“文学”作为经典知识的共识，教学和文化行销的目的，也更说明我们——不论是学院内外——对文学/历史更深一层的敬意与执念。 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他的研究特别偏爱小说，“小说不见得只是审美的问题，也不只是如何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小说是思想的方式，是我们连接世界的方式“。他还说道：“历史林林总总地散落各处，我的工作是捡拾碎片，把它拼凑起来，好像把天上的星星做出星座图一样。“

如今，“中国研究”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在这个关口重提“汉学”的观念，它应该代表比较积极的面向，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因此，不论是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上，这个意义的“汉学”都和传统定义的“汉学”不太一样。 小说不见得只是审美的问题，也不只是如何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小说是思想的方式，是我们连接世界的方式。这个话听起来有一点点抽象甚至空洞，却是我自己非常切身的感受。 我的论述题目是《海派文学，又有传人》，将王安忆放在了海派文学的脉络里。结果王安忆回信的开篇就说自己不是海派，当然海派没有什么不好，可她认为自己就不是，和张爱玲也不像……把我这个作者直接怼回来了。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22日《南方周末》）

2018年6月20日，台北传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宇文所安和日本东洋文库理事长斯波义信共获唐奖汉学奖的消息，举世闻之，无不深庆所选得人。

过去我们的文学史，是没有“文学味道”的历史。

斯诺登是上帝（宇宙）的孩子，也是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他的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不得不是某个国家的人；更大的问题是他不但有国家，而且还有一份肩负着国家安全的职业。

《雷峰塔》描写了张爱玲从4岁到18岁的少女时代，《易经》则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生活。这两部英文小说加上用中文写成的《小团圆》，完整地展现了张爱玲的人生，被称为张爱玲自传三部曲的“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