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癌症现状呈现出独特的“三高一低”的严峻形势，即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经济负担和低生存率。 临床上，我国一直沿用国外指南诊疗，国外的肿瘤诊疗指南对我们固然有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人种、生活习惯、自然环境不同，不能照译国外指南。 我一直说病人首先是人，你医治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意识有情感的人，不是一个器官，更不是一个小小细胞或小小分子。我主张医生和病人要相互帮助、相互成长、相互助力、共同作战。

“我时常觉得，这些病人好像是在替一个家庭、一段历史或者某种环境‘生病’”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一项焦虑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焦虑障碍占4.7%，仅次于流行率最高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目前社恐患者治疗手段主要是药物和心理治疗。 疫情期间大家减少外出，外出戴着口罩，社恐患者感觉“更有安全感”，“一部分社恐患者更勇于来医院就诊了”。短期来说，独处时间增加，减少了患者社交压力，但当患者长期独处，得不到外部刺激或者训练，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精神科医生刘振东执意使用“受访者”而非“患者”“病人”这样的称呼。他不想给这些孩子造成额外的压力，同时他也意识到压抑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是治疗路上的“绊脚石”。

这次是医院有史以来外出执行援助任务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2015年，湘雅医院派出整建制的队伍到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干了差不多两个月，但收治的病人也没这么多。 湘雅医疗队来之前定了两个目标：零感染、高治愈。“战时状态”下，一下子收这么多危重症病人，队员们来自不同的科室，来到陌生的环境，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方案，就会“打乱仗”，很容易出事。 我们要求所有医护人员进隔离病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病人打招呼，病人的孤独和恐惧感非常强烈。人文关怀在湘雅医院的常规病房属于优质护理的一部分，现在在烈性传染病的隔离病区，优质护理需要勇气。

1894年，淋巴腺鼠疫先后在广州、香港爆发，港英政府采取近代公共卫生措施，对生活环境进行消毒，将病人加以隔离并施用西药治疗。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华人对被强制隔离并使用西医西药治疗难以理解，进行了强烈抵制。港府在华人压力下让步，单独设立了由中医主持的医院收治华人患者，同意让华人自愿疏散到广州。

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了可怕的瘟疫，夺走了包括伯里克利在内的大量性命。希波克拉底发现城里家家户户均有染上瘟疫的病人，唯有铁匠家一个也未被传染。他敏锐地察觉到火和高温环境对疫病蔓延有阻碍作用，便在全城各处点起火来。他的另一措施是燃烧香料植物，以此驱赶疫病——这到底有效与否很难判断，但是芳香的气味很可能安抚了民众的心理。总之，在他的指导下雅典大瘟疫走向了平静。雅典民众特意制作了一尊铁质雕像，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拯救者。

监狱皮肤瘙痒、肺炎发病人数明显变多，有两个狱警患上白血病，住在塑胶厂附近的小区居民也因为担心污染影响健康而大量搬离。

在广西梧州一精神病院，在几名精神病患者的带领下，42名精神病人近日集体逃脱。最终所有病人在事发次日被找回。据院方介绍，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病房拥挤，环境差，以及安保人员缺乏。据悉，我国现在平均每万人的精神科床位数1.58张，和世界平均水平（每万人4.36张）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