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互不相识，却有着相似的生死观：打工赚钱，养育后代，直到有一天自己陷入困境，便“懂事”地离开。 乡邻闲聊时，总提及一位老人要孩子照顾，把房间弄得臭气熏天。这种讨论会逐渐把一种社会压力灌输给爱面子的老人。 自杀者遗族会过度承担责任，很难与家人建立真正的情感连接，这也让他们发出的自杀信号，难以被家人察觉。 于斌认为，在特别注重家庭责任、人际关系特别密切的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利他型自杀”更容易发生。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生命有限，才会把时间分享给真正在意的人和事；只有当我们认真思考过死亡，才能在老之将至时少一分迷茫，多一分从容。

一代人正在重建自己的生死观

具有复杂的身体结构的牛象征着复杂的现实社会，解牛的刀象征着人的生命，而庖丁、良庖、族庖则代表几种在保养生命方面具有不同层次和境界的人。庖丁解牛的故事叙说的是如何在纷繁复杂、处处危机的社会中善待自己的生命。

当即将离世的人已经不能如常叙述和手书时，挣扎着写出的只言片语，就是他们在人间最后的印迹、最后的表达。那些字即便含糊非常，也是一个人在撒手人寰前对于活着的人发出的托付与祝福。这些内容，浓缩于逝者全部的爱，因此开启了一份永远的念想，一场永恒的对话。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4日《南方周末》）

暴发新冠肺炎，人的风险意识和对死亡险的接受程度会提高。但是随着社会慢慢风平浪静，比较稳定一段时间，可能又会回到以前的文化，所以“死亡禁忌”的生死观是根本性的，不是很容易把它完全改变。 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比较侧重经济、制度方面，对于文化这一块，好像是其他东西没办法解释了，才来看文化，觉得文化很难测量。但是我这个研究说明，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

分享《獾的礼物》时，文晶领悟到，父亲也给自己留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乐观与勇气。那一刻，对于至亲的死亡，文晶感觉有一丝释然。 在死亡咖啡馆里，参与者会尽量不去评判他人的生死观，“但这种碰撞本身就很有价值”。 作为组织者，赵小白感觉自己的收获远远多于付出。那一个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让他愈发意识到生的时间有限、死的降临无常，“所以更要深情地活”。 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生死教育的匮乏，但很少有人提出到底该怎么做，学者们也偏向从哲学或具体的医学层面研究死亡，较少关注社会应用层面。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3日《南方周末》）

某种意义上，“要不要鼓励绝症的亲人活下去”的分歧，牵涉到的很可能是生死观的不同。

鲁迅在同许广平恋爱的时候，爱得很热烈；他平时的生活很充实，一直以很快的节奏进行；而面临死亡之时，则态度异常平静。这正是陶渊明的派头啊。

过去的一年，我读的书跟自己的专业相去甚远，以历史类著作居多。我最佩服的是一篇《从〈唐晅〉看唐人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用《太平广记》里一个1500字的小说里的诸多细节，纵横讨论唐代士族的婚姻状况、家族渊源、祭祀习俗，以及生死观、贞节观、才学观，说来头头是道，听得津津有味，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