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序养殖胡蜂，最大的风险是对生态造成影响。”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专家林云辉举例，如果有人在同一处养了二三十群“红娘”胡蜂，方圆5公里内的授粉昆虫都会被扫荡一空，当地农作物的授粉和生物多样性也会受到影响。 部分电商平台已下架了一批胡蜂泡酒类产品，胡蜂养殖培训的直播也相对减少。但搜索关键词“胡蜂”，仍能看到有商家在售卖胡蜂酒和胡蜂蜂王，而且养蜂培训文案只打在视频字幕中，需要仔细翻看。 “科技部门支持农户进行胡蜂人工繁育，市场管理部门监管胡蜂的销售。林草部门管理山林中的胡蜂，但如果胡蜂离开了山林，该由谁来管？”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没有逆天改命的喜悦，只有劫后余生的心悸。

伊对开创了一种由“月老”或“红娘”引导的三方视频互动模式，并搭建类似于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分成模式。 与其他平台“匹配收费，聊天免费”的模式不同，伊对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匹配免费，聊天收费”。 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大量求购这些通过聊天就能获得收益的伊对账号。

他们不敢停下动作，担心观众离开直播间。他们也很少说话，担心违规被平台限流。他们能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跳小天鹅舞。 他们穿纱裙跳舞，网友以为是故意低俗以博取眼球，屏幕上不断弹出不太友好的评论。对此妻子认为，与孩子的生命比起来，爸爸的面子不值一提。 他们相信，五个家庭不会因为分钱而闹矛盾。五个爸爸凑在一起开直播，孩子才有一点希望，没有一个爸爸舍得将这点希望扑灭。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现场监控录像显示，事故发生之前，两车一前一后，停靠在小区门外的封闭道路上。司乘上车后，几乎同时在封闭道路上开始掉头。 朱女士丈夫在社交平台称，超出保险部分他们承担，老李这才签字。老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劳斯莱斯司机方并未当面对他说过这些话。 “我们农民工做一天才多少钱？但是人家搞一场直播赚的钱，我们一辈子都挣不到。所以我现在也觉得，对于我来说，也许这个事情并不是个坏事。”

平台有责任遏制直播乱象。比如，要求主播提供入镜者肖像权授权说明，引导主播树立保护他人隐私的意识；畅通维权渠道，关闭明显侵犯隐私权的直播间，对有侵权争议的视频进行限流，即刻下架有肖像权投诉的视频；等等。

这群零工劳动者在一个快速的、不稳定的状态下努力生存。 “他们经常在访谈中提到，‘先干这份工过渡一下’。他们在‘过渡’之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跳去别的平台或者去干别的零工了。从一个过渡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过渡状态，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过渡。‘过渡’逐渐从一种劳动的状态，变成个体的认知，最后成为一种社会的文化。” “这种过渡性目前有个很突出的特质，它在某些方面刺激整个社会向‘钱’看，一种以短期收益为主的导向。最突出的反映还不是外卖，而是直播行业。正因为它以赚快钱为主，所以它给了普通人快速应对人生危机一个机会，这也是过渡性的体现。从长远看，我觉得过渡性会冲击中国的人情关系和法理，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也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它更多是一种市场理性工具主义的呈现。” “算法机制的设置就是一个游戏化的设置，它有各种各样的夏季挑战赛、冬季挑战赛，然后骑手会有白银、黄金、青铜、钻石之类的等级。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把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游戏竞技场的话，那么外卖骑手其实就是一个参与其中的选手，要骑着电动车穿越城市障碍，最终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你每送一单就会得到一个正反馈，然后你就多送单，多劳多得。这种游戏化机制形成后，你就会上瘾，最终形成的就是‘自我剥削’。”

葛亮的发家史与网红经历，再次显示了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下沉市场”的庞大规模与惊人力量。这个赛道或者生态位，也总会有葛亮般的有心之人前来占据。然而，其道德伦理上的争议与涉嫌违法犯罪的风险也同时存在。因此，平台方理应加强监管，明确“直播带货”中各个民事主体的权责，切实保护商家与消费者的权益。带货主播也应知进退，不能再如此“审丑无下限”下去了。

探索别具一格的声音，不同的直播间有无数的“脑洞”。猎奇的博主请动物助眠。被胶带粘住的蟑螂扑扇翅膀、牛蛙一股一股地张开腹腔，敲打乌龟壳或用细金属丝给龟壳脱皮…… 作为二次元“深夜档”的一部分，有人动起了“歪心思”。ASMR逐渐被打上了“露骨”“情色”“尺度大”等标签，屡遭平台整治。 ASMR的科研和实践应用仍有待进一步推进。有论文谈到，由于ASMR可以促使人们出现愉悦和放松的积极情绪，可作为抑郁、压力和慢性疼痛的家庭治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