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成都、武汉等强省会化身“人口超择优选地”，狂揽数百万新增人口；当长三角内部“大树”林立、竞争白热化，常州所呈现的，正是中国无数普通地级市的集体困境： 在资源与人口的天平上，如何抗衡高能级城市的虹吸？又如何破解内生动力衰减的困局，找到可持续的人口与发展平衡之道？ 常州的做法是，通过发现并满足人才的实际需求，实现人口规模与质量升级的辩证与平衡。

纵览57城市民引力榜，排名前十的城市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稳居榜首的深圳。这也是唯一一座进军前十的一线城市。 二是以常住人口增量取胜的省会城市，如武汉、郑州、合肥、成都等。 三是以人才政策突围的长三角二线城市。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等，凭借相对雄厚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在人才激励和扶持政策上，展示了强大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三类城市代表了当前中国的三种城市发展模式，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理想生活”范式。

实际上一个理性的领导者或学者，主观上都希望在省会之外能有更多中心的布局。多点的聚集就有多个动力，多个动力支撑的区域比一个动力支撑的区域，发展态势应该是更好的。这也是在强省会之外，很多省域布局副中心的原因。就我个人的认知以及对区域发展的愿望来讲，良性的发展应该是能够有一个和省会并驾齐驱的中心存在，像沿海那样，是双中心乃至多中心的。 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跨区域城市群，或者说第二个层级的“第三极”，最有可能诞生的地方，就是以郑州和济南两个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范围内。

从区域上看，东部城市依然表现亮眼，武汉、郑州、昆明、贵阳等八座内陆省会城市排名提高，内陆“C8”联盟联手向“东部先行者”发起挑战；一线城市内部洗牌，在“理想值”的排序表上，上海首次超过北京。 “C8联盟”的进化，主要源于人口引力与市民待遇的突出表现。一方面，内陆省会城市满足人们“离家近、有钱赚、有生活”的主要需求，因其高性价比成为人口流动的“超择优点”；另一方面，省会（直辖市）医疗、教育、绿化等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能力较强、效率更高。

市民引力得分最高的十座城市均是省会城市，分别是济南、郑州、南宁、拉萨、长春、成都、南昌、长沙、贵阳和西安。也就是说，在一线城市与县城之间，人口流动的增量部分更多倾向于省会城市为主的“超择优点”。 人们选择一座城市的核心出发点已经从过往单一的“有钱赚”发展为“离家近、有钱赚、有生活”。如何使三者达到动态平衡是城市管理者需要思考的命题。

“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一部分退休人员只是直观感受到个人账户收入的减少，而对这一改革同时给自己带来的益处尚不了解或尚未体验，相关门诊共济保障的配套措施也还不够到位。” 目前，全国已有99%的统筹地区开展了普通门诊统筹。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改革后，各地在职职工个人医保未来划入部分将“缩水”近一半，退休职工的个人账户划入金额统一为每月50至200元，“缩水”情况因人而异。 近1/3省会城市从2023年1月1日起或之后执行职工医保新政，其中不乏过渡期延长至2024年的地区。同一省份范围内的不同城市，由于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不同，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划入金额也略有差异。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日《南方周末》）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一如既往地稳居冠亚之列；杭州、青岛和武汉超过深圳。在市民待遇领域，新一线城市向一线城市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无论是以就业发展机会为准绳，还是以公共服务享受为目标，这些城市都表现优秀。京沪二城甚至代表目前为止的最好答案。 杭州和武汉等代表“跨拥挤模式”。此类城市当前正处于破解“大城市病”、跨过拥挤效应的关键阶段，其经验是加大财政投资力度、运用数字化优化配置效率。 细分指标来看，济南、太原、西宁、郑州等省会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呈现“人均足、优质少”的特点，而成都、重庆则与之相反，其特征表现为“优质足、人均少”。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老年人正在涌向KTV。在长沙、成都等省会城市以及宜宾、湘潭等中小城市，退休的老人常相约聚会在KTV，KTV已经成为比肩跳广场舞、公园练歌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