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感和活人感是最重要的。所有的面试都是沟通和交流，这是一种双向行为，但我们考官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机器，因为考生根本不管你的感受，只是机械地输出。 有时，幽默感、松弛感，都是加分项。现在读研读博都很卷，一个有良好心理基础的孩子，更能调整、平衡学习压力，甚至把这种轻松的感觉，带到他所在的群体里。

王伯承分析，很多高校对教师有“非升即走”的考核机制，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产出成果，可能面临解聘风险；而一些学生攻读研究生的初衷更多是提升学历，并非出于科研兴趣，当其科研能力与进度无法达到导师设定的学术标准时，惩戒与反弹便容易发生，进而演变为冲突。

如果你与导师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或者你已经对导师有了比较大的意见，通过正式程序要求换导师也不失为一条回撤与及时止损的可行之道。一味压制自己，让自己陷入精神内耗之中，憋出乳腺增生或前列腺增生，完全没有必要。学校也应该保障，从招生到就读期间，导师与学生都有较大的选择权，有双向选择权本身就是好事：学生的选择权可以压制某些导师的胡作非为，如果所有的学生都不愿意选你那至少面上无光，同时导师的选择权，令学生作为成年人也不能任性胡来，有利于学生的社会化。

在我编辑《肖洛霍夫文集》的五年中，孙美玲老师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使我有一种读研究生的感觉，她是导师，带我研究了五年肖洛霍夫。

高校导师对研究生的性骚扰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它经常被当成一个校园里的道德纠纷来处理。在“师生关系”这层光晕的掩盖下，受害者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忍无可忍后绕过正常的维权渠道，拿着身份证拍实名举报视频，搞个大新闻。

同行评议向来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广泛存在于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审稿机制，业内人士都习以为常、愿赌服输。 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如果通不过，不仅学生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都拿不到，等于是“白读了”，导师也会受到牵连——被扣减招生名额，甚至不能晋升职称。 我也听闻有些“糟透了”的学位论文被“枪毙”，一点都不冤枉。但也有的同事坚称盲审评委“胡搅蛮缠”，甚至说他们“打击报复”。

事实上，国内也存在过旨在“信息公开”的“导师点评”网站，比如“研控网”“导师评价网”，但这些网站信息多是民间自发上传，没有类似“信息披露”的制度，也缺少可长可久的机制。有鉴于此，不妨参考吕震宙的做法，考虑由高校或是第三方机构建立一种旨在“信息披露”“信息公开”的机制，强制高校硕博导师披露一些攸关学生利益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师生之间的信息差，改善各方的境遇。

长期以来，所谓“程门立雪”的传统造成师生关系的“父子拟制”，学生在老师面前“有事服其劳，酒食先生馔”，甚至今天的研究生也要称导师一声“老板”。老师既是老板又“终身为父”，同时享有比雇主更大的权力、不受劳资法律的制约，如此极易造成“压榨学生”乃至“窃取成果”的问题，也容易拉低学术研究质量，闹出“常凯申”“孟修斯”这样的大笑话。

一般导师是希望长学制，越长越好；学生可能就希望短一点，因为有时间成本。 在个人职业发展质量评价方面，农业硕士毕业生对薪资福利、工作环境、发展机会、工作成就感等16项内容的满意程度，全部高于农学硕士。 法国作家福楼拜有一句非常好的话：科学与艺术在山脚分手，在山顶会合。专硕也好，学硕也罢，研究生教育应当要求理论和实践并重，他们在山脚可以分手，但当学生毕业的时候，一定要在山顶会合。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