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0最终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贸易问题首次得到讨论，公正转型机制正式确立。但与此同时，“化石能源路线图”缺席，减排雄心未能提升，资金问题依然难解等，亦令不少专业人士感到遗憾。 越来越多的观察者认为，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气候谈判的作用将被削弱，而各国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国际绿色低碳产业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

零碳园区与产业的关联，本质在于能源结构与碳管理模式的适配。标准化路径难以适配所有园区，分阶段、分产业制定碳减排方案，是避免“一刀切”的关键。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转型金融的兴起为高碳产业的低碳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了碳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全球碳信用市场正从单一的减排工具向系统性气候治理平台演进。

从平均水平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整体正处于搭建双碳治理体系、寻找减排抓手、探索有效减排路径的初始阶段，行动成效还有巨大提升空间。

COP29第一天即宣告全球碳市场有“重要早期突破”，引全球媒体关注。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比起“突破”，更重要的关键词是“早期”。 和所有自愿减排市场一样，全球碳市场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人愿意埋单”，同样可能陷入交易动力不足的困境。 “6.4条落地后，可能会出现小规模的示范项目，但难以成为全球履约和降低减排成本的重要机制，其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我们具备实现净零排放的手段，也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的经验是，投资小颗粒、小规模的技术，有巨大的改进潜力并可降低成本。 CBAM的收入应该用于改进技术或补贴公众，对出口国和他们的国民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否则这可能是一个贸易壁垒，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我们都没有签署的合同，但必须遵守。这不一定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的隐性知识，是社会运作的方式。

钢铁行业作为中国的重要工业领域之一，碳排放位居制造业首位，其减排进展备受瞩目。达峰之后如何持续脱碳，成为钢铁企业碳路之行需思考的重要问题。

减少一次性用品、塑料循环再利用、环境友好，消费者熟悉的日用品企业越来越看重这些指标，并沿着供应链的碳减排影响行业上游。 本次碳博会产生的763吨碳排放中，交通差旅排放占比最高。作为首届碳博会，参展企业以上海企业为主，交通差旅碳排放相对较少。对于规模更大的会展，展商甚至来自全球各国，观众的绿色出行尤为关键。 少数发烧友可以不计成本、赶时髦买低碳产品，但全社会还是要从经济成本考虑。比如产品耐用、长期可以收回成本，或是有其他的收益。

Nb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争”，最终结果是在“框架”目标8文本中保留了NbS，删去CBDR，但NbS也未能列入“框架”中具有政治意义的序言部分，可谓“两败俱伤”。 一些原住民组织认为，部分NbS项目缺少当地原住民的许可和参与，反而占用土地，剥夺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最严厉的指控是“碳殖民主义”。此外，企业种植了碳汇林，取得了相应碳减排额度，可能会逃避自身的减排责任，有“漂绿”嫌疑。 学界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下，可能会产生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生态系统可能迅速退化，固碳能力随之减弱，从而加剧全球温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