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必须穷尽技术和管理手段减少自身碳排放，才能对经过最大减排后仍无法避免的残余排放量进行审慎的抵消。

过去8年，他提交的23份提案已经被100%立案，他希望今年的建议也能够促进形成减排效果明显、规则体系健全、价格水平合理的中国碳定价体系。

COP30最终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贸易问题首次得到讨论，公正转型机制正式确立。但与此同时，“化石能源路线图”缺席，减排雄心未能提升，资金问题依然难解等，亦令不少专业人士感到遗憾。 越来越多的观察者认为，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气候谈判的作用将被削弱，而各国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国际绿色低碳产业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

零碳园区与产业的关联，本质在于能源结构与碳管理模式的适配。标准化路径难以适配所有园区，分阶段、分产业制定碳减排方案，是避免“一刀切”的关键。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转型金融的兴起为高碳产业的低碳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了碳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全球碳信用市场正从单一的减排工具向系统性气候治理平台演进。

从平均水平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整体正处于搭建双碳治理体系、寻找减排抓手、探索有效减排路径的初始阶段，行动成效还有巨大提升空间。

COP29第一天即宣告全球碳市场有“重要早期突破”，引全球媒体关注。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比起“突破”，更重要的关键词是“早期”。 和所有自愿减排市场一样，全球碳市场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人愿意埋单”，同样可能陷入交易动力不足的困境。 “6.4条落地后，可能会出现小规模的示范项目，但难以成为全球履约和降低减排成本的重要机制，其理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我们具备实现净零排放的手段，也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的经验是，投资小颗粒、小规模的技术，有巨大的改进潜力并可降低成本。 CBAM的收入应该用于改进技术或补贴公众，对出口国和他们的国民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否则这可能是一个贸易壁垒，没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我们都没有签署的合同，但必须遵守。这不一定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的隐性知识，是社会运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