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代化启蒙半途而废，民众沉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和民族主义情绪中，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形成强烈国家意识的同时，衍生出对本族的优越感和其他国族劣等的错误认知，从而进一步支持政府发动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

高度标签化、概念模糊而又情绪化的词语进入公共表达空间，就容易变成前人总结的“语言腐败”：事实不要了，逻辑不要了，是非曲直也放在一边了，徒留以简单粗暴的话语符码进行的“魔法攻击”，这会混淆是非、扭曲事实，造成现实层面的对立与混乱，冲击社会价值观，甚至助长随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歪风邪气。

“行医资格”与“事后责任”不应该成为拦阻见义勇为的障碍。否则的话，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会被进一步放大，让本可以获救的生命失去生存机会，滋长庸懦、市侩的价值观。这起事件显示，社会需要鼓励见义勇为的价值观，表彰正直、勇敢的美德，这就需要立法与司法实践去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执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的“好人条款”，让正向的价值观照拂社会大众。

香港社会以“狮子山精神”为荣。蔡澜是香港价值观的边缘者，人们讨论他，实际上却不重视他，最多把他视为繁荣社会的装饰。但无关紧要，他本人生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风险之忧。这也是香港社会繁荣的深层原因。秉持边缘价值观的少数派，无需面对风险，至于其他努力奋斗者，当然也有出头的机会。

让被打还手不再是“互殴”，被侵害者敢于制止侵害，才能坚守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弘扬惩恶扬善的法治精神，重塑社会价值观。

从“糖果自动贩卖机”式的骨灰盒到混着死者DNA的记忆玻璃，从骨灰画像到骨灰烟花筒……在美国，个人主义、环保意识与科技驱动的体验经济正在改写人们对死亡的认知，殡葬业的变革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遗体处理方式、葬礼仪式和纪念品的多样性，既蕴含着人对个性的追求，也体现了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平等”：“在死亡后，如何处理遗体以及允许哀悼者如何纪念或对待死者，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在阶级、性别、年龄、宗教、种族和信仰方面存在的所有不平等。有时，就像美国穷人没有‘权利’获得公共资助的葬礼一样，死者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比生者之间更大。”

间隔年为学生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兴趣和价值观的机会，有助于确定真正适合自己的学习与职业路径。这段时间可以帮助学生跳出社会和家庭的期望，发现内心真实的追求。

从《胖东来人结婚执行标准》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无非是：诚信，个人自负其责，保护婚姻家庭价值观免受不良风气的侵扰，这些都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层价值观。 胖东来重视商品与服务的品质，不为赚快钱而无视企业的声誉，逐渐在顾客群体中积累起口碑，并且用真金白银对员工好，体现在远高于当地与同行的薪资与福利水平上，同时对员工有这些价值观要求，这是希望拣选出正派、精神内核稳定的员工，把胖东来建设成一个友爱、有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共同体，这是非常正当的考量。在某种程度上，胖东来也是在履行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日本，人们普遍对社会性自我实现失去了信心，追求自我形象认可的“自闭家里蹲/心理主义”想象力风潮应运而生，《新世纪福音战士》正是其中最成功的标志性作品。人们纷纷代入主角碇真嗣的视角，获得安抚与共鸣。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为解决长达十年的“平成不况”，发动了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从而加剧了日本格差社会的形成。这种想象力逐渐转变为“决断主义/幸存系”模式，即人们不得不在缺乏根基的情况下选择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互相博弈，互相厮杀。“大逃杀”的文艺范式也由此而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