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诽谤与诬告陷害会给受害者带来“社会性死亡”的人格权利受损，对他们的正常工作与生活造成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涉事人员出于何种目的，造谣诽谤带来的侵权后果都可以非常严重。公权力理应摒除“性别偏好”嫌疑，一视同仁地打击造谣诽谤行为，震慑那些潜在的幸进之徒，同时依照比例原则给予受害者对等的司法救济，还他们一个公道。

事实上因为感情问题而造谣诽谤对方的事并不新鲜。2020年，重庆男子罗冠军被前女友梁颖控诉强奸，引起了网友对罗的讨伐。然而这其实是感情纠纷，警方认定没有强奸犯罪事实。但梁颖事后的道歉，并不能解除罗冠军“社会性死亡”的后果，罗冠军被工作单位辞退，半年时间搬了3次家，工作换了3份。

“传统生活空间里，对个体的诽谤没有那么大扩散力。但本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的诽谤在互联网中快速、广泛传播，受害人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且破坏了广大公众的安全感。” “司法机关在惩治网暴时，会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对应行为的定性，侮辱就是侮辱罪，诽谤就是诽谤罪。但网络暴力的危害性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会造成受害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直接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 “我认为网络空间不是虚拟空间，它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生活场域。伴随着大数据、元宇宙等概念及发展趋势，网络越来越深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互联网法治研究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同步。”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3日《南方周末》）

敲诈勒索这古老的恶行，在现代网络时代，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具破坏性。快打钱，倒计时，三二一……什么你脖子硬，拒绝“钱有多少打多少”？那我就发网络小作文咯，让你一日之内“社死”。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