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空巢化因素叠加之下，老年人遗产继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为了保护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保护继承当事人的利益而创设的。” 遗产管理人主持财产分配有法律效力，也解决了遗产纠纷都要上法院的痛点。但有时候，作为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不能、不敢、不会裁量，制度在这个环节上空转。 “没有遗嘱，后续所花的社会成本是（立遗嘱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陈凯建议民政部门排查孤寡老人，推动其制定遗嘱。

还有考评与激励的问题，就是干部做事的容错性有多大的问题。做事情永远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挑实干者做事情过程中的毛病与姿势不优美之处，吹毛求疵，上纲上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把这样的不良风气打下去。鼓励实干，就是要看到实干者的贡献，并且不吝奖赏与激励，让实干者既有安全感，又有盼头。 最后，必须说明，干什么也重要，甚至更重要。所谓实干，应该是着眼于依法行政，保障权利，提升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创造对企业家友好的营商环境，取消过度管制、不当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财富、追求美好生活，不制造障碍，且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福祉，而不是滥用权力，设租寻租，抬高社会成本。

任何为了应急而出台的临时性管理措施，如果增进了管理者的权力与利益，或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那么，在应急事项消失之后，要废除此类措施就难了。为了维护这权力与利益，管理者或既得利益群体会提出新的理由，往往冠冕堂皇，试图让临时性管理措施永久化，从而永久性推高社会成本、制度成本。

个税改革，一方面要更加公平，一方面也要尽可能简单，让更多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税，能退多少税，避免复杂的税制带来制度摩擦，虚增社会成本。更简单的税制，更低的税率，应该是改革的方向。

2022年以来，多地为鼓励生育采取延长产假、增设生育奖励假、配偶陪产假等措施，部分地区随之延长了生育津贴的计算天数，不过也有未调整生育津贴计算天数的地区。 “单身母亲领取生育津贴是其合法权益，生育保险待遇不应与计划生育政策挂钩。”国家医保局此次释放的信号，有利于助推地方进行生育保险办法细则修订，包括保障单身女性生育保险待遇权益。 “其实和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相比，生育保险能支撑的生孩子医疗费和生育津贴只是整个生育成本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生育保险就能提高生育率，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的是成体系的全方位的公共政策和措施。”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8日《南方周末》）

如果陪产假让男性也因为生育面临很高的机会成本。这对正需要稳定收入的家庭来说并不是好事，对社会来说不仅起不到鼓励生育的作用，还可能适得其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是有可能调整的，甚至某些调整是必要的。但第一，应该尽可能地保持规划、政策的长期平稳，调整应当尽可能地少，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对现实情况的干扰、尽可能地降低社会成本，并且应该走正当程序来调整；第二，不得不调整并且造成投资方、购房者资产财产损失的，应该遵循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而征收的程序，依法给予补偿。

我在浙江大学念本科的时候，学的是经济学，印象深的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这本论文集，本书第一篇就是引起无数争议的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后人熟知的“科斯定理”，就是这篇文章里提出来的。 科斯举了个例子，说是有相邻的两块地，一块地上牛家人养牛，另一块地上庄家人种庄稼。结果牛跑到隔壁地里吃了庄稼，两家起了纠纷，怎么办呢？通常而言，大家会认为既然牛吃了庄稼，牛家就应该赔偿庄家。

这样既能提高公安机关的办事效率，又能给申请方与受理方节省时间，总之能进一步降低社会成本。

不能仅从直接获“利”多少的物质角度来计算，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轻重缓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