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詹成付介绍，自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次日起，基金会通过多渠道发起紧急募捐，共收到善款1.03亿元，参与捐赠的爱心人士与企业达192万。

在全球流动性较为充裕的背景下，美元资产安全性下降，投资者或将持续追逐可替代的安全资产。黄金、加密货币等资产价格今年以来屡创新高。我们认为，2026年这个过程还可能持续。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作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可以承担很多试点工作。 近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今后5年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科技特别是工业机器人和AI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未来5年，每年将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近0.3个百分点（平均值）。 AI技术革命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受益程度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化。因此，今后大概率会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激发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我注意到，基层的个别职能部门或工作岗位面临特别繁重的填表任务，尤其是那些负责公共安全、环境监测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部门。他们需要详尽地记录、汇报信息，以满足上级的监管要求。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也消耗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于直接服务民众的时间和精力。

高校助学金发放碰到的这些问题，也是一切社会福利政策都会碰到的问题。举凡欧美各国的内部福利政策，国际社会的援助工作，都出现过类似的“福利陷阱”，引发“不工作吃福利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国际援助就是富国穷人补贴穷国富人”“援助机构需要不断论证贫穷才能让自己富裕”的种种争议。以小见大，高校如何改进助学金发放工作，同样也是公共政策学的议题之一。

有的妈妈对佟元说，拼命叫直播间里面的人打赏、刷礼物、点小心心，这样的行为很像乞讨。 “谁会关注这个孩子的一生，只有这个妈妈，妈妈这一生都会搭进去。我觉得这个包袱不应该仅让她们扛起来，应该是社会福利制度扛起来的。”

中国拥有庞大的女性就业人口，其中大多数正处于生育年龄。妈妈们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对国家而言，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对妈妈们来说，能提升她们的社会福利，促进女性经济独立，并提高实现社会价值的成就感。而让职场妈妈们有更多信心面对“工作-家庭”关系的挑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对她们来说，首先要平衡的是“既不是好妈妈、也不是好员工”的压力和挫败感，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上的支持，然后带来社会文化上的改变。

从近五年陆续公布的铁路定价相关文件来看，铁路客运票价定价权逐渐从高铁、动车组扩展到普通旅客列车的软席。 “跑在普通线路上的动车，定价比硬座高，无形中普通线路的价格也上来了。” 如果将铁路单纯视为国家基础设施，那就是作为社会福利，为人民服务，勿论负债、盈利等，只讲社会效益。然而，铁路又是一个企业。盈利是企业的生命线。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

“随着社会福利机构不断健全，‘爱心村’这类委托代养情况逐步减少是趋势。”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认为，养育孤儿弃婴是政府的责任，官方福利机构是主要的力量，专业的民间慈善机构起到补充作用。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免费午餐、一亿棵梭梭等多个“熟面孔”悉数上榜。“陌生面孔”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杀进“2017 中国公益品牌榜”基金会新媒体运营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