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中国的科举人物大概有40%左右来自农村，而直到20世纪，美国和俄国的农业农村人口，还只能诞生不到10%的科技和文化人物。

文人喜欢《世说》是必然的。唐宋以后，随着皇权扩张，科举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魏晋那样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而社会上的读书人却数量激增。也就是说，《世说》里的文化资源，和后世文人是共享的；《世说》里的名士特有的社会保障，是后世文人没有的；而《世说》名士不必介怀的体制约束，却是后世文人所必须忍受的。读《世说》，不生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才怪呢。

高考是当代中国一项带有全局性的政治制度，它延续和重建了科举的传统，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

到1990年代，社会再度多元化，大学也开始商业化，但教育仍然保留了科举化的形态，且近些年来，随着教育行政权力扩张，科举化色彩似乎更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