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伦理治理和业务对立起来。从实践看，伦理可以帮助企业更早识别风险、优化产品设计，并在市场中建立更高的信任度。长远看，这是企业竞争力的一部分。

“（AI难道）不需要教育吗？一旦把潘多拉魔盒打开，未来就变得不确切了。” 在舒勇看来，科技部、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可以联合组建“AI文艺创作伦理与标准国家实验室”，重点开展AI文艺创作伦理框架研究。

在科技教育前沿实践者萨尔曼·可汗看来，AI的发展是既定事实，父母应该学会更好地利用 （包括科学地设定界限） 而不是回避或抗拒它。“出于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恐惧而后退一步旁观、等待，或放慢脚步，相当于把机会拱手让给那些无意遵循技术应用规则和伦理的人，他们不会顾忌、不会等待。” 相比AI，父母的“不完美”或许也是“完美”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孩子们需要学会如何应对不完美的状况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版的发布可谓恰逢其时。不过，若要这部软法发挥最大效用，可能还需要再问三个问题。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大模型产品的集中涌现，科学技术的伦理风险愈发凸显，但企业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的准备还不充分。

《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引》：对生殖细胞、受精卵或人胚进行基因组编辑研究时，严禁将编辑后的生殖细胞、受精卵或人胚用于妊娠及生育。 “伦理先行”的治理意见，打破了以往科学研究“先做后管”的常态，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科技发展中存在的伦理风险的重视。 “目前法律明确后的要求，也是此前科研工作者的共识，并没有超出认知理念。”

《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发布，将防范脑机接口研究与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科技伦理风险。 贾建平团队的研究解答了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的早期变化趋势，该研究被认为有助于推动AD患者早诊早治。 GLP-1副作用和滥用的质疑逐渐显现。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纵观“科技向善”“科技以人为本”“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这些著名概念，核心要义都是“技术不得作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虽已盗取了火种，但仍在呼吁一种能够通过自愿节制而使其权力不会导致人类灾难的技术伦理。

如果研究领域或研究活动使用人为研究对象，或者/而且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文明甚至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存续本身有影响、冲击或威胁，那就是事关每一个人的切身权益，社会共同体的每一分子都有权过问，研究不由纳税人资助或“个人自由”或“科研高贵神圣、是精英活动”等都不是逃避大众过问的理由。

期待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对全球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比如在人工智能及其监管等大家关注的领域，本次论坛能达成一些成果。 科技伦理对未来整个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发展，都可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科技伦理的问题已经摆在突出位置。 要发挥我们的数据和算力优势、产业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不同垂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