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也可能是金融网络中的关键传染节点，其投资端与银行和证券等深度关联。这使其在危机中可能成为风险放大器。 科技风险处于动态演化中，技术迭代即风险迭代，不确定性本身成为常态。现有数据难以捕捉这种动态变化，科技保险精准定价缺少支撑；科技风险应对需要顶层设计，而非保险公司单打独斗。 懂了保险“用现在的钱换未来不确定状态下的保障”这一本质，消费者的短期焦虑自然消解。

对于尚在襁褓中的新事物，初到浙江的包祖明指出，“阿里金融模式这一新生事物在世界上不曾出现过，实现商业模式向金融模式的转变并不容易，其中会涉及不少问题，风险值得重视。” 2013年，银行业监管检查分析平台（EAST）研发成功，包祖明深度参与了研发。目前，EAST系统已更新至第五代，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加强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在浙江工作期间，包祖明特别重视将普惠金融创新的“浙江实践”成果升华为理论。包祖明到任深圳不久，2024初，深圳金融监管局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做好深圳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实施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

目前尚在运营的保险科技公司无论从服务对象to A（代理人），to B（企业）还是to C（消费者），营收来源均较单一。 资本变现驱动是保险科技公司上市潮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情况下，风投会在5至7年左右退出，而这些公司大多成立已超7年。 虽宣称“科技”底色，但已上市或未上市保险科技公司的科技和销售双投入呈现失衡状态，大多数公司的销售投入占比高于科技投入。 上市后的股价表现亦反映了市场对保险科技公司的预期。水滴公司股价已不足上市时的十分之一，而且水滴并非个例。

在科技信贷的底层业务逻辑上，仍然是“银行选择企业”的传统信贷审核模式。 科技发榜、银行揭榜、揭榜即贷。这倒逼银行在内部信贷审批体系上创新。 相对于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的创新难度更大、相关研发能力比较弱。“保研发”仍是探索阶段。

中央层面成立跨部门专家小组，应包含国务院主管科技、经济、金融等部门，同时应吸纳不同类型的科技龙头企业和全链条金融机构代表参与。 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先导，通过科技项目推介、差异性监管措施、政府税收优惠及保险等政策补贴、项目退出机制完善等方式鼓励并吸引民间和海外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和转型。 监管机构对于向科技创新和转型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应实施差异化、制度化的监管措施，以及风险补偿和奖励机制。

更加突出的现象是，部分股份制银行克服规模和整体实力上的劣势，正在数字金融领域大举发力且成果初现。反映在榜单上，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同时进入前三名，形成与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国有大行分庭抗礼的局面。 交行科技投入占营收高达5.26%，高居20家银行之首，但占比甚高的科技投入并未显著提升该行的生产力，没有明显改善该行业务和财务表现。 数字化逐渐成为我国保险业的战略转型关键词。几乎所有寿险公司都成立了数字化经营部门或信息技术部门，且大多在年报中提及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与数字化转型相关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