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难题，湖南当地银行信审评价体系开始趋向注重企业未来发展的“投行思维”。如“看未来”模型：通过技术流分析替代抵押，将企业研发投入、专利数量、技术壁垒、市场竞争力和政策支持等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估体系，通过量化方式获取放贷依据。在信贷和股权联动中，多数时候“所见略同”，且有互为背书的价值。 银行信审评价体系的革新是金融科技赋能的结果。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 为促进科技金融发展，湖南当地银行采取了设立科技金融支行、科技金融中心和敏捷专班等做法，并对专属支行人才引进、贷款定价和业绩考核等方面施行差异化制度。

遵循“多数票决策原则”，设计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指标测评体系，即选择相对多数银行共同披露的科技金融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与此同时，将静态规模指标和动态变化指标按数量比7:9、权重比9:11进行设定。 95%的受测评银行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科技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并在科技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有所行动,但仍有1/5的银行没有当年新设科技金融的专营机构或专业团队。 银行支持科技创新客群更加下沉，科技信贷资源正从富集于大中型科技企业向优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迁移。 受测评银行在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及“科技金融”总次数的离散系数高达0.93。在统计学上，这意味着银行之间信息披露的差异程度极大。

“金融要服务科技创新，不能只是创投型资金参与，银行信贷资金也要参与。但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思路，看现金流、看抵押，可能对初创型科技企业就不太适用。” 在贷款购买股份过程中，员工充当了企业投资人角色，如果企业发展良好就能够获得股权升值带来的利好，反之则利益受损。 “现在一级市场的资金相对比较紧张，初创企业不容易拿到融资。”

在科技信贷的底层业务逻辑上，仍然是“银行选择企业”的传统信贷审核模式。 科技发榜、银行揭榜、揭榜即贷。这倒逼银行在内部信贷审批体系上创新。 相对于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的创新难度更大、相关研发能力比较弱。“保研发”仍是探索阶段。

绿色金融服务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既是绿色金融，也是科技金融。 我国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分别位居全球第一、第二位。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归功于双碳战略的顶层设计，特别是我国为全球首个由中央政府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 建议通过以下主要方式提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信息披露质量：一是建立披露激励机制，二是第三方监督与认证，三是明确披露标准，例如遵从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的披露准则。

广东2024年一季度贷款余额同比少增，一方面是由于2023年一季度疫情结束后，经济社会加快恢复，信贷投放明显加速形成了高基数；另一方面与2020-2022年的一季度同期均值相比，2024年一季度仍多增了148亿元。 广东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等政策大力支持领域的贷款余额同比均呈两位数增长，增速远超全省整体贷款增速。 目前21家金融机构在粤分支机构已获相关再贷款发放，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6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可向上述金融机构申请优惠利率贷款支持。

广东辖内各商业银行已设立188家科技支行，辖内商业银行还将知识产权的质量数量、发展趋势、企业团队和科技创新行为等因子作为核心要素纳入信用评价，帮助科创企业获得授信。 广东省科技厅将配合争取国家科创金融领域改革试点落户广东。广东省委金融办将在完善科技信贷政府性担保等风险共担机制方面发力。 金融支持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至关重要。探索新的金融模式，以适应产业科技发展的步伐至关重要。

2023年上半年，20家商业银行制造业公司贷款余额达15.86万亿元，成为公司贷款余额最高的行业，超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5.35万亿元的公司贷款余额。 近三年来，20家银行的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和汇兑净收益三项指标总和占营收比重均呈上升态势，且城商行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在传统信贷业务无法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城商行正以投资业务为突破口进行扩表。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的金融科技岗位首次出现了“缩招”现象，部分银行对金融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也不如往年。

数字金融可以全方位提升和改善金融行业的效率、风控和触达，但最大的突破是在普惠领域，触达和覆盖了原来传统金融不能触达和覆盖的地方和人群。 数字金融肯定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形态。比如大科技信贷比较依赖现金流，这会不会形成新的金融不稳定机制，值得做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数字信用确实没有完全的预见性，但并没有其它风控方法在遭遇重大外部冲击时比它有更好的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