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它体现为经济运行对均衡状态的偏离。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必然面临与守成国的全方位博弈。这种博弈从贸易、科技延伸至金融领域；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种博弈会通过多个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当前更具紧迫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二者已经形成相互传导的风险链条。 长远而言，政府股权投资有自身独特定位，无法替代土地财政。

同一天宣布降准降息此前在历史上仅有两次，分别是2008年12月22日和2015年8月25日。 “双降”的经济逻辑在于逆周期政策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需要进一步加码以提振内需，而低通胀环境也提供了充分的政策空间；近期美元走弱，人民币汇率走强，外汇市场处于流入状态，这为进一步货币宽松提供了契机。 “央行流动供给主要还是平衡增长、通胀以及宏观审慎的需要，倒不在于工具的限制。” 债券市场“科技板”相关政策和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制度型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保障。如果与商品和要素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四十多年来，局部或者某些行业风险肯定是有的，能够及时处置局部性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没有构成大的冲击，这是中国金融监管取得的重要成效。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审慎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节奏，对外开放步伐比较稳健。二是在发现风险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有力，能够及时且有力地处置和化解风险。 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在监管制度确立，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明确之后，应该更好地利用科技提升监管效率。利用现代监管科技，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更好地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数字金融可以全方位提升和改善金融行业的效率、风控和触达，但最大的突破是在普惠领域，触达和覆盖了原来传统金融不能触达和覆盖的地方和人群。 数字金融肯定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形态。比如大科技信贷比较依赖现金流，这会不会形成新的金融不稳定机制，值得做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数字信用确实没有完全的预见性，但并没有其它风控方法在遭遇重大外部冲击时比它有更好的预见性。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周成刚，与俞敏洪相熟四十余年。他形容，2021年是新东方成立28年以来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最近我们新东方高管问自己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事教育行业的意义是什么？” （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30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抉择）

“一个社会人群流动越大，越说明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说明流动的成本、流动的代价在逐年下降。” 广东之外，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统计局在解读性别比问题时都提到，外省市流入人口性别比偏高导致本地常住人口性别比偏高。 “传统观念中，婚姻和家庭提供了很多生活方面的支持。科技的进步把附着在家庭上的效益一点点拿走，确实对家庭结构产生了冲击。”

一年间，汉王科技的股价从175元的高峰急速跌到了除权后的25.41元。在苹果iPad的冲击下，这家国内电纸书老大将如何收拾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