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性别平等，男性应该成为其中不容忽视的力量。近年来以“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为代表的公益项目，积极探索推动男性参与、促进性别平等，观念和文化的改变长期而艰辛，政策和立法的推动是关键。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强制实施的，实质上与法律规范的性质和作用差不多。而立法过程，有规定要保证公众的参与，法律法规的草案都会征求公众意见。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强制性标准，也理应扩大公众参与，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在三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阳军看来，一些政府部门日常工作较多，而且担心“万一说不好，触碰红线”，会出现“没有意见”的情况，而老百姓与政府部门不同，“有什么就说什么”。 在讨论如何对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这些与省级地方立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基层单位命名时，有工作人员建议借鉴甘肃省和一些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扶贫工作联系点的做法，使用“立法联系点”这个名称。 在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征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意见时，讨论就很热烈。参会的农民和村干部，在“会场上都要吵起来了”。这部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涉及股东成员的资格认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不在农村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是否能享受集体经济分红。 经过近 10 年发展，众多基层立法联系点目前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如何让基层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一直保持新鲜感，有很高的参与热情？”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解决了“这位年轻人”的彷徨，“告诉了所有的企业，浦东、上海乃至中国要发展成什么样子”。 “以前我们参加的是政策宣讲会，现在更多是调研会。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很多想法是从企业端产生的。” 在泓明参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项制度创新时，浦东新区具有“法规立法权”的独特优势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临港新片区的知识产权维权互助基金是全国首个市场化运作的此类基金。目前成员单位近180家，资金规模近130万。

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平等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 然而，长期以来，对成员身份的认定一直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但没有规定对它的具体定义、形式，如何成立、运作、参与经济活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起草工作最初由农业农村部负责，后来为加快立法进程，由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牵头、在农业农村部工作基础上组织起草。

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情况应向社会通报是立法法的明确要求，也是法工委设立发言人机制以来，例行发布的主要内容之一，只不过以往没有具名，只用“有的提出”，“有的建议”，不够具体。 截至2023年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法律47件，修改法律111件，作出法律解释1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51件。 过去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就141件次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相较十二届的82件次，增长65%；参与征求意见的人次超过108万，提出意见建议330多万条，相较十二届数据增长均在5倍左右。

不妨建立法官职责清单制度，明确法官的各项具体职责，尤其是要压缩审判以外的职责。对于超出职责清单的业外活动，法官有权拒绝参与。对于这些业外活动，可由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进行。这样，法官们才能把审判办案当成正经事。

沿海某省人大常委会逐个发电邮征求立法意见的九百多名全国及省人大代表，仅有十余人进行回复。人大对立法的参与热情不高。不少人建议，让更多法律专才进入人大，是一个可考虑的路径选择。但这还不够，同时还应在机制设计上形成一种激励为基准。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让代表的产生更多与民意相关。

江平几乎是1949年之后中国立法时代的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这篇文章回顾了历时长达五十多年的民法典起草的个中波折，可视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经典缩影，从中亦可窥见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一部法律的成败。

1985年，江平参与起草了民法通则，这是他作为学者推动立法实现个人公共价值的开始。此后，他又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经常提起的立法案例却是开启民告官时代的行政诉讼法。作为一个民法学者，他意识到，没有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私权利就难以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