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八年酝酿，“拉美文学爆炸”中的遗珠、也是其中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三只忧伤的老虎》，终于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凡特也由此进入广大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位文字游戏大师以语言实验和双关语著称，将哈瓦那的夜生活打造成纸面上流动的盛宴。 对粗俗的赞美，对流行文化的狂热，再加上桃色风流的点缀，与红色古巴格格不入。创作该书前后，因凡特开启了四十年流亡生涯，成为20世纪动荡的革命年代又一鲜活注脚。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革命老区和革命圣地，重温红色记忆、讲述感人故事、阐释党史启迪，为全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树立了光辉典范。

2017年是苏俄十月革命10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中俄旅游合作中一大增长点。

长期以来，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唯一一条红色干线，其历史地位并未得到彰显。“没有它，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

井冈山境内有100多处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居、遗址，2016年，通过正规培训机构到井冈山学习的党政干部就达29.26万人次，这让井冈山的贫困户，又多了一条脱贫之路——从火爆的红色培训中获得机会。

公开报道显示，上任后短时期内到省内“革命圣地”或“红色纪念地”，进行调研、瞻仰，是不少新任省委书记的选择。

在这红色革命不可挽回的败北中，如郭琇琮那样的视死如归者，当然值得高山仰止。但犹豫、迷茫，手上却没有沾染同志鲜血的自首者，或者就是在惨烈的酷刑下被迫作了某些口供的交代者，是否就值得让后人站在高山之巅，并视前者为山脚下的一抔龌龊的人格粪土？

同是红色政权，科耶夫拍摄的中国和苏联完全不同。1967年科耶夫来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拍下那些刷满标语的古建筑和粗布蓝衣的行人。故宫、颐和园和天坛的红墙上、横梁上，处处粉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砸烂旧故宫”、“援越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