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区域性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大行的分差有所缩小。 部分大行相当部分资源集中于产业链链主企业或大型拟上市龙头身上。如何覆盖更多处于成长期甚至早期的硬科技中小企业，考验着各家大行内部组织架构的敏捷度。 “垒大户”和同质化竞价现象时有发生。银行管理层需要在“让利实体经济”与“保持可持续专业经营能力”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种子期、孵化期、早期中试阶段的硬科技企业，尤其是掌握颠覆性技术但尚无产品销售收入的实验室初创项目，仍缺乏适配资金。这种供需错位的根源在于银行面对的风险收益不对称。

上一轮零售转型中倾力打造的收入引擎和利润中心——高风险高收益的零售贷款业务被“断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新一贷业务基本出清。信用卡、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中的高风险零售客群也持续退出。 “当经济周期压力大的时候，所有的对公业务都是跨周期的好品种。没有一家银行只做零售，不做对公，也没有一家零售银行对公很弱。” “2026年以来，几乎所有股份制银行都在重拾对公，业务压力随之加大。”

将产品本身作为人权风险源纳入尽责管理，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责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

全球首个社交媒体未成年人禁令实施已超过半年，作为先行者，澳大利亚交出的答卷并不乐观：大量青少年仍能绕过禁令使用社媒，相关平台“敷衍式合规”，监管部门也暂未开出一张罚单。而AI的狂飙突进更让年龄验证体系遭遇更强的挑战——生成式AI正从底层瓦解禁令赖以成立的技术前提。 监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真正的风险反而被遮蔽——孩子没有更安全，反而让家长降低了警惕性。但比禁令效果不佳更值得关注的是，问题本质可能不在“孩子太小不适合用社交媒体”，而在于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和成瘾性产品设计。如果监管始终停留在“限制接入”而非“重塑平台责任”，禁令再多，也只是把风险从明处推到暗处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隐性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它体现为经济运行对均衡状态的偏离。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必然面临与守成国的全方位博弈。这种博弈从贸易、科技延伸至金融领域；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种博弈会通过多个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当前更具紧迫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二者已经形成相互传导的风险链条。 长远而言，政府股权投资有自身独特定位，无法替代土地财政。

金融资产不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政治问题。如果资产过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就可能面临政策风险、汇率风险甚至资产冻结风险。对美元资产要保持谨慎。 香港有几个长期优势：第一，税制简单、税率低；第二，外汇自由流动；第三，资金进出自由；第四，国际化的法律制度和营商环境。这些条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所以香港对国际企业和投资者一直有吸引力。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只要香港保持金融中心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环境，它仍然会是国际资本重要的集散地之一。

李燕锋认为政府和社会应在托育服务、生育支持等方面提供更充分保障，减少女性因生育带来的职业和收入风险。 但侯同佳认为，提高女性保障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其经济代价。

各省份“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黑龙江共提及了5次与“东北亚”的开放合作，陕西提到了6次与“中亚”的往来发展，而在广西，“东盟”一词更是出现了53次。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首发经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一些新近的提法、用词被首次写入各省份“十五五”规划建议中。 “不过未来产业跟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传统产业不同，还处于发展演变阶段，有着产业成熟度相对弱、投入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

若美伊陷入全面交战，甚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引发连锁反应：油价与金价恐持续上涨，全球能源供应链断裂风险陡增，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或遭重创。

世界黄金协会回应调研时称：“整体而言，（全球）经济放缓、政策宽松及地缘风险更易支撑金价，大概率偏强运行，但需警惕再通胀回归下的回调压力。” 通过对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行业经营者的随机抽样调研发现，大部分黄金或相关资产的持有者仍选择“持金观望”；绝大多数国内外知名大型机构的共识仍是“看涨”。 如美国的“all in AI战略”取得成功，美元危机化解，未来4—5年，黄金可能重演1980年走势，暴跌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