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大学的学分普遍比国际一流大学多五分之一，此次调整意在为学生的自主探索留足时间和空间，进而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高校的“自我纠偏”。 如何增加“金课”，减少“水课”是高校需要思考的问题。此次学分压缩潮将会倒逼教师进行转型，并淘汰部分守旧的教师。

一位前辈朋友在朋友圈转发说，能够像卢安克这样生活的人肯定是极少数，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能够在自己身上，稍微克服一点消费主义和优绩主义的捆绑，可能就有极大自由。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一位青年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全校层面的新规，是对生科院三年前那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管是实行等级制取消优秀率还是实施P/NP制度，都是倒逼老师在评审时无法通过一个数字来衡量学生的能力，而需要更为丰富的评价机制。 学院改革后也迫使当时的学生们思考：当单一的评价指标被弱化后，还能从哪些维度去评价自我。

安徽某中学高三实验班毕业生陈音希前两天刷朋友圈时，在培训机构晒出的“高大衔接班”照片里，看到了自己的高中同学。原来同学在家长的安排下，高考后一个星期就开始上课了。 他还发现，不管学生过去是哪个专业的，转专业过来的学生整体成绩反而更好。这说明“只要学生自己想学，就总能学好”。同理，无论是高中大学衔接班还是保研陪跑班，“如果是逼学生上，再怎么扶他，也扶不上来”。

如果在评优、升学评价中，还是要把全年级学生按等级分出高低，那么，很可能出现的走向是，大学生会从“卷绩点”转为“卷等级”。

那位拒绝捞人的专业课老师直言：“平时不刻苦学习，到期末为分数才来通宵达旦地看书，这种学习模式有很大问题，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极度不可取！”

他们说你这么一改的话，我们老师吃饭都成问题了。我说我们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复旦大学究竟是谁的大学？大学究竟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大学不能为了满足老师的工作量，就决定它的办学方向，这个是错的。 复旦学生天然的松弛感，深深刻画在学校的文化里。所谓松弛感是什么？就是精神和思维上不把自己框在一个笼子里面，这也印证了复旦民间的校训“自由而无用”。跳出牢笼，跳出框架，是思想上的松弛感。

在教室里，教师好像天然就站在屋子的前方某一面墙前，具有较高的权威。所有学生都向着老师这一侧观望。老师可以方便地观察到每一个学生的表情和举动，而学生们并没有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的自由。 空间一定具有某种秩序，只是传统空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种秩序是凝滞的、不可变更的。这种秩序又常被认为是二元化的和单面的。消极地参与这个空间的大多数人，并无管理空间的义务，彼此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络手段；主导空间的人看似拥有极大的权力，实则也会承担非常大的压力。 教育既是被教育也是自我教育，当我们的学生不仅是为了拿到成绩积攒绩点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为既求人又律己的创新做好了准备，没有黑板，同样能聚精会神地听一堂课，会爱上那没有任何隔墙但多智慧的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