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赋予了公民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不能滥用，也不能利用行政机关的公权力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网络上举报成风，大有泛滥之势。如此权利滥用，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同样也伤害了社会风气。

王伯承分析，很多高校对教师有“非升即走”的考核机制，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产出成果，可能面临解聘风险；而一些学生攻读研究生的初衷更多是提升学历，并非出于科研兴趣，当其科研能力与进度无法达到导师设定的学术标准时，惩戒与反弹便容易发生，进而演变为冲突。

如今的社交媒体中，手持身份证录视频“实名公开举报”层出不穷，往往会成为网络热点。正常举报投诉渠道迟迟得不到反馈，上网公开举报成了热点，才会“立即成立调查组”。可以说，是不是因为正常的渠道不够畅通，才让人们养成了“网上公开实名举报”的习惯？

检察院指控，唐慧伙同其兄唐世科采取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占用公私财物，恶意举报、诬告陷害、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以及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等方式，实施了一系列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律师为二人做无罪辩护。

这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财富故事：倪福林的财富随着深圳节节高攀的房价不断膨胀，返乡之后，财富在洞庭湖畔溢出泡沫，折射出海市蜃楼般的宫殿和家室，勾勒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富豪生活圈。 初到深圳，倪福林就极重视家乡湖南的政商关系网络。在深圳市湖南商会的网站上，至今仍能找到倪福林和时任湖南省领导在2006年新春晚会上的合影。 2013年，村民向纪检部门举报。同年，深圳市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将倪福林列入网上追逃名单，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安系统人士确认，该追逃信息至今仍未撤销。 据一位在场人士回忆，倪福林看病挂号时使用了身份证，立即触发报警。情急之下，倪福林火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当警方赶到时，看到的已是插满管子的倪福林。 据一名公司高管介绍，涉嫌与倪福林有染的多名女性和非婚子女居住在5栋别墅中，每逢倪福林召见时才去会面，日常互不打扰，有厨房将各家的饮食单独送到房内。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记者7月13日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悉，今年1至6月，通过网络、电话、信函等举报渠道，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中心累计受理举报信息14万多件（条），举报数量较2019年同期上涨约11%。其中举报淫秽色情信息问题12.8万余条，举报非法出版及非法宗教出版物等问题5502余条、侵权盗版问题4819条、假媒体假记者假记者站问题1274条。

“优化升级信访举报四级平台，向基层延伸、向网络拓展，以改革挖潜、以督办压责，对人民负责、使群众满意，引导社会、媒体、群众有序参与监督，让腐败分子陷入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

2017年，猎网平台上网络诈骗的举报数量（20632例）增长了17.6%，人均损失（9471元）增长了52.2%，可见网络诈骗对人们财产安全的危害日益加重。

5月12日，“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在京发布了网络诈骗全民举报平台——猎网平台（110.360.cn）。2015年1-3月，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共接到网络诈骗报案4920例，报案总金额高达1772.3万元，人均损失360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