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测评机构的可信度与运营状况，当与消费者的认可挂钩，一切让市场去选择，让消费者去判断。《规范》的出台若能有利于引导网络测评机构加强自律，改进自身经营模式，接受外界监督，形成良性运转的新常态，就远比“一刀切”乃至事实上的“一禁了之”的做法，要合理得多。比如说，欧美发达国家第三方测评机构就形成了自费测评、消费者分享测评的模式，测评机构的收入均来自订阅与捐赠，而非依托企业的“广告费”“公关费”，尽最大可能保证独立性与公正性。

这种“细节定罪”式的网络苛责，早已越过了正当监督的合理边界，异化成了赤裸裸的网络暴力。它无视一线救灾的惊心动魄，无视基层工作的艰辛付出，把吹毛求疵当犀利，把恶意揣测当正义。

由此可见，对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为何重要。只要你造了假，有网络或纸质留痕，哪怕当时没有立马露馅，说不定将来某个时候就被挖出来引爆了舆论而身败名裂。 一家拟上市公司的老总学历造假，意味着其诚信有重大问题，你敢相信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方面她都坚持了真实诚信原则吗？对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你敢毫无保留地予以信任吗？

2020年社会关注的“杀妻分尸”案，网上很快出现了“化粪池警告”“绞肉机警告”这类恶俗的烂梗。传达不良价值观往往具有“审丑”倾向，使用者习惯后审美也会降级。 随着网民扩大和市场下沉，网络语言的社会批判或舆论监督的色彩减弱，反之，恶搞戏谑、博眼球、为了新奇而新奇的情况越来越多，趋向于游戏化、戏谑化和低俗化。 语言发展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一些好的语言表达会保留下来，一些坏的语言表达会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比如“点赞”“粉丝”“雷”已经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

道德批判的目的在于在道德层面上褒美贬丑，惩恶扬善，进而推动对社会道德风尚的提升。然而“泛道德批判”则不然，道德败坏者站在“正义”的高地上抨击他人道德沦丧的怪相和闹剧比比皆是。“泛道德批判”不但不能助推社会道德风尚的提升，反而使得拉大旗作虎皮的投机小人得以横行网络，不但造成舆论监督失焦，还形成 “以无德治有德”的社会道德退步。

面对网友的用药咨询，除了一次次重复药品规格和说明书，主播往往只能无奈地建议咨询专业医师，“我们没有这个资质，不能推荐药品的，您可以按照医嘱来直播间下单”。 虽然《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并未禁止以直播方式销售处方药，但基于广告法规定，目前直播卖药的品类还严格限制在非处方药，处方药仍是“禁区”。 过去，家电、化妆品、茶叶等众多商品都有层层经销体系，现在都被打破了。通过直播卖药，药企有可能会直接面对消费者，成为销售渠道的一个新的突破。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日《南方周末》）

目前，互联网行业已逐步正视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也翘首以盼监管机构在给出原则性规定之后，做出具体实施细则的指导。

这一关键操作背后，隐藏着一套“团队计酬”式的激励机制。 “绿色无公害，不仅植物可以用，人也可以喝，你看，人都可以喝，那得多安全，那得多有营养。” 成都市新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曾查处一家名为“摩天集团”的跨境网络传销组织。摩天集团当中的多名高管与谷瑞城在职高管重叠。 （本文首发于2021年8月1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