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布公”既是古代道德伦理，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榜谕告示”在古代就代表着严肃庄重的大事，遑论现代社会。这起事件里的涉事机构，往小了说只是玩忽职守，往大了说则不无违法犯罪的嫌疑。“最忙五人组”不应只是一出外界笑谈的网络插曲，相关部门对“欺世盗名”背后的腐败绝不可以轻轻放过。

防范尺度的松与紧，最终还是取决于民众对打击电诈的需要强度与为此愿意承担多大的麻烦与不便利两者之间的权衡，或者说更倾向于前者与更倾向于后者的两部分民众之间的博弈。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对电诈分子或“帮信”者的惩戒在实体与程序上有法可依；如果惩戒错了，有一个申诉与救济机制（第十四条），而不是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守法良民从此不用担心被误伤了。

从责任自负的角度讲，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有消费自主权。网络游戏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也贡献了庞大的就业和收入，甚至推动了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沉迷于网游，过度消费，一旦超出了个人支付能力，就可能诱发违法犯罪。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网游的成瘾性、负外部性和赌博相比也不遑多让。

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法院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情况，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4件4人12至14周岁杀人、重伤害追究刑责案，犯罪人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势，涉网络犯罪问题突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突出。最高法提出要突出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总台记者专访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官，就“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做实标本兼治、惩防并举”进行解读。

之所以特别为涉“诈”人员制定宣传服务要求也与此类案件的特征有关，受案比例高、社会关注度高。 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举措，狠抓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46.4万起。

检察院指控，唐慧伙同其兄唐世科采取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占用公私财物，恶意举报、诬告陷害、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以及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等方式，实施了一系列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律师为二人做无罪辩护。

为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起草《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在信息网络上制造、散布谣言，采取肆意谩骂、恶毒攻击、披露隐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等行为依法严惩。看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