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真相出来之后，网暴者转头就走，失责的猫主人沉默隐身，赚到流量的网络平台与大V置身事外，而唯有被网暴乃至被线下攻击的无辜车主承受了所有伤害。事件演化至今，当事人所在餐厅的声誉损失、财产损失谁来负责？当事人因此蒙受的心理伤害与个人隐私泄露的侵权损失，谁来补偿？

公开场合指控他人要为真实性负责，否则就是造谣诽谤。而即便如此，公开指控也不能随便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与隐私权。在“怼脸拍”之后，虽然徐娇仍然抢占了可能的道德制高点，但其明显侵犯对方人身隐私的行为也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中，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享受脸部马赛克与隐去姓名的隐私权，当事男子却被如此“网络审判”，是不符比例原则的。

虚构“连环奸杀案”“绑架案”，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网络谣言，而是涉及重大警情的谣言。此类恶性案件，极易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传播，而一旦大规模传播，又极易引起公众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 谣言的发布者，会因此而涨粉，得到真金白银的收益。如果不严加惩处，只会助长造谣之风。

涉事女子在“案发”之后的造谣诬告在微博平台有上亿的阅读量，而如今的法庭判决新闻在微博平台却只有寥寥667万。也就是说，至少受害人在数千万网民那里的形象仍然是“猥亵女童的犯罪嫌疑人”，他至今仍未得到公开道歉与恢复名誉，这不但有悖于司法救济原则，也是对公平正义的破坏。

与之类似的“给住院婆婆吃泡面”“女子编排‘老头强奸孙女致怀孕’被拘留”事件已经上演过。一些自媒体从业者发扬“为了流量不惜坑蒙拐骗”的精神，编造放大代际矛盾、男女矛盾、婆媳矛盾的“类型片”短视频，意在收割流量获取分成，或是殊途同归的向“宇宙的尽头是带货”迈进。

两起造谣事件之所以败露，都是因为事出偶然：刘某慧虚构性侵的真相，靠的是同伙“良心发现”才大白于天下；此次武志红迅速得脱冤屈，也是因为有人恰好发现了“聊天记录系搬运”。 “性侵性骚扰取证困难”异化成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治原则的侵犯，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 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严肃追查涉事者的刑事责任，以诽谤罪起诉涉事主体，让造谣者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造谣诬陷之风，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避免“狼来了”的悲剧上演。

王一博反击谣言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反击网络谣言的典范。抵制网络谣言，一方面依赖网民对谣言免疫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被造谣的一方也要迅速予以澄清，以坚决的态度、透明的信息对抗谣言，同时也要保证澄清信息获得足够的传播流量，以压制谣言的传播。

张恒被指控强奸未成年少女，这是刑事犯罪，警方应调查，如果属实那就法办张恒；反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确有此事，那网络小作文就是造谣诬陷。而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构成诬告陷害罪。所以这个事件中，要么有强奸罪，要么有诬告陷害罪，两者都是公诉犯罪，警方理应立案调查。

7月20日，在安徽合肥，一女子订婚宴照片被人恶意谣传为会所技师上了热搜。21日，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已搜集证据报警，希望严惩造谣者。随着网络愈加发达，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杭州一女子出门取快递被偷拍造谣其出轨，一自媒体博主跟外公拍写真照确被造谣成“富豪娶少妻”。那问题来了，造谣者应承担什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