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叙述里，“离开”往往来自长期叠加的挤压。“我想要逃脱原有环境，刚好澳大利亚的打工度假签证，是所有跳脱原环境里成本最低最快的方式。” 这条“低成本跳脱路径”正在被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放宽打工度假签证政策，2024年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首次突破20万，达到21.3万，比2019年疫情前的14.1万增加了约7.2万人。 现实并非想象中背着包走在澳洲风景里的生活，也没有“一天赚2000块”的轻松时刻。更多时候是“赚着人民币消费澳元”的心痛。

74岁时，他独自到欧洲自助旅行了十个多月。不懂英文，也不会电脑，出国前又没订房。到底要住哪里？他胸有成竹地说，“不用订，每天下午5点，你看有年轻人在车站游览回来，跟着走，就找得到青年旅馆。便宜啊！”他经常与背包客同挤20人一间的青年旅馆。

直到五十几岁，道格·培林才正式开始背包旅行，出没在东欧偏僻的山区，或在摩洛哥撒哈拉沙漠露营，或在尼泊尔犀牛保护区内探险，三十多年里共游历了62个国家。

只要去过一回贵州，无论是在何时何处停留沾染，都将忍不住一而再地流连忘返；除了山水的清澈迷人，以及人文景致的魅力，如铜仁县电视台的记者所言：“在此生长的人，永远无法离开这里的山水，一种无法言喻的精神养分……”

老寨山旅馆处处都能体现出林克之日本式的细致和用心。但生意不好，也是因为来桂林的“背包客”太少了，这种客栈式的家庭旅馆，远没有在国内“小资”们热爱的其他景点那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