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苦网暴久矣。应该通过制度和技术的改进，大幅度降低起诉网暴者的门槛，简化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尽可能维护受害者权益，打击网暴违法犯罪。 “大衣哥”刑事自诉网暴者，赢了，他还计划起诉另一个网暴者。更多网暴受害者，也应该能更顺畅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北京互联网法院七年来共受理案件25.3万余件，审结24.5万余件。其中，涉人工智能案件类型日益复杂，主要涉及著作权权属与侵权、网络服务合同以及人格权保护等。 判断是否侵犯肖像权的核心在于“可识别性”。涉案换脸模板虽保留了妆容、服饰、灯光等要素，但替换了人脸特征，一般公众难以认定为原告本人，因此不构成肖像权侵害。

此次胖东来胜诉标志着对类似“构陷式维权”“造假式维权”的严惩。“赔偿40万元”足以让构陷者找不到足够的套利空间，从而震慑他们远离这个一本万利乃至无本万利的“赛道”，让更多的心存不轨者知进退。

国土安全部有权撤销哈佛的SEVP认证。但需要“有效且实质性”的撤销理由，并且符合正当程序要求。 哈佛在收到撤销决定信的第二天就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同时申请临时限制令。法官在申请的当天就签发了临时限制令，暂停了国土安全部的撤销决定。什么是临时限制令？为什么法院会迅速签发临时限制令？

从阿黛拉胜诉到德帕迪约受审，数起案件在法国电影行业掀起风暴。 从瓦内莎、朱迪丝到阿黛拉，她们都重复着相似的悲剧命运：一个未成年少女，遇到一个年长男性，他们之间社会地位悬殊，这个男人以艺术或爱情之名，违背她的意愿占有她。 里昂第二大学戏剧研究教授、种族歧视与性别问题文化再现研究专家贝伦尼斯·哈米迪（Bérénice Hamidi）分析，法国电影界存在一种真正的“文化例外”，即拒绝将艺术家的行为视为暴力并加以谴责。

一种消费者陌生的争议解决方式，过去几年被部分商家滥用。商家埋在消费合同里的仲裁条款，不知不觉限制了消费者的维权方式，并可能大幅增加维权成本。 有人想退掉网购的300元商品，需先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支付约2.59万元仲裁费。有人仲裁胜诉近10个月，申请退回的课程费、预付的仲裁费仍没到手。 仲裁业内人士认为，消费者的缔约能力和证据保存能力不如企业，用仲裁解决争议，对消费者未必公平，也不是社会资源最佳配置方式。

中国裁判文书网2024年所有终审判决案例中，提及“消费者”且当事人一方包含“证券”“银行”和“保险”之一的案例多达2022篇。其中，涉及银行领域的案例为1429个。 有的案件涉及纠纷跨越二十多年。可见，金融消费者维权费时耗力，旷日持久。 十个案例终审判决消费者胜诉的主要法理为：“卖者尽责”系“买者自负”前提，不间断维权令诉讼期有效，金融机构在网上设置勾选、弹窗非有效告知，寿险可叠加赔付，监管新规对已生效合同无溯及力等。

涉事女子在“案发”之后的造谣诬告在微博平台有上亿的阅读量，而如今的法庭判决新闻在微博平台却只有寥寥667万。也就是说，至少受害人在数千万网民那里的形象仍然是“猥亵女童的犯罪嫌疑人”，他至今仍未得到公开道歉与恢复名誉，这不但有悖于司法救济原则，也是对公平正义的破坏。

39.26%的案件确有存在违章建筑的情况，但由于行政执法人员法治素养较低，导致作出的行政行为有瑕疵，使得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在民事合同争议中，当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时，行政机关胜诉率高达85.01%，而当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时，胜诉率仅为26.72%。

法院没有采纳镇政府认为案涉土地在非法占用前没有种植农作物不应赔偿的主张，而是充分考虑无法种植的未来可能损失，将一年四季所不能种植的农作物种类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