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显示，张某于2021年担任鹏程幼儿园老师，2025年3月期间，张某以被看护的幼儿淘气、不好管教为由，多次虐待多名幼儿，情节恶劣。 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认为行为系管教过当，不涉及虐待儿童。有律师认为，被告人所谓的辩解很难影响到定罪。 在律师看来，此类案件定罪的主要难点之一，在于证据链如何闭环。

强制报告制度应真正“强制”“刚性”起来，让应当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负起责任来，追究应报不报者的法律责任，倒逼他们行动起来。普通人对身边发生的疑似侵害儿童事件，也应及时报告与检举，筑成一张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之网。

韩国教育部统计，过去五年至少有100名老师走上轻生之路，其中一半以上是小学老师。他们中的多数均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学生暴力、家长恶意投诉和校方压制问题等。 “在教师权威和学生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是当务之急” 2018年起，韩国保险界开始推出了专为中小学老师设计的“教师被告责任险”，其涵盖内容包括面对家长提告的法律费用、调查停职的薪资补偿和遭受霸凌后的心理咨询费。

改进入职筛查制度，完善从业禁止制度，将可能的恶魔种子挡在“小小花园”之外，无疑是对“今天花朵”的有效呵护，保障他们在安全开阔的环境中成长为未来的主人翁。

站在旁观群众的角度，“吃瓜要吃完整”的“教训”言犹在耳：公众对于当事人的说法不宜偏听偏信，而是要完整关注第三方尤其是司法机构的调查取证、判决判例，方能从完整时间线的全景视角，合理评估各方的是非曲直，如此才不至于被突如其来的“反转”打脸，也有助于提高公共讨论的质量。

即使你不能教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去仰望星空，至少应该学会和他们平等、友爱相处 （本文首发于2021年8月5日《南方周末》）

红黄蓝北京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管理是加盟园自己管，招人是加盟园自己招”。 红黄蓝对下属园区的管理武器之一是“教师培训学院”，但这个“武器”却成为红黄蓝盈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黄蓝在北京拥有27家直营幼儿园，大多数已改为普惠园，收费1500元／月。目前人满为患，包括2017年陷入虐童事件的北京新天地红黄蓝幼儿园。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