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时代的“民族资产解冻”老式骗局，等于集合了“刷单返利”“售卖假货”“虚假理财”“冒充国家机构类诈骗”的多种元素，又因其技术手段得以触达更广阔的人群，行骗成本也相应地得以摊平，从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需要警惕的是，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类似“民族资产解冻”的老式骗局在经历了电信、短视频、App等“技术迭代”之后，是否还会博得如人工智能这种更新技术的“加持”并继续收割特定人群。毕竟，如今的AI已经可以让“历史名人开口说话”。

这起事件也令人回想起一则旧闻。2006年10月8日的《青岛早报》曾报道了一桩奇闻：山东一名千万富翁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也要“过一把官瘾”，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前山东省××厅副厅长”等假身份四处招摇撞骗，但其目的并非钱财，“纯粹是为着这个身份、这个感觉”。此次事件中，张某尽管未能成功推销书籍骗财，但其无疑弄到了“这个身份、这个感觉”，过了“官瘾”耍了官威。

至少从2021年起，魏新河便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参加各大高校、学会、协会组织的会议，甚至担任发言嘉宾。同样，这些身份也有真有假，其中，辽宁理工大学、辽宁生态文化旅游管理中心、辽宁省乡村振兴专委会等均为杜撰。 “我们以前从未听过有人冒充高校教授之名参会，因此核实了很多次，一直很怕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得罪了老师。”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毛昭晖：要想打击政治骗子，首先需要追溯政治骗子的成因，这和部分地区在干部选拔任用、案件查办过程中不够公开透明有关。因此，一定程度的公开透明是有助于打击政治骗子的，“但这不是根本性的治理手段”。 所谓“根本性的治理手段”，需要发挥更多主体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希望打击政治骗子能成为改变干部选任制度的突破口”。

除了被骗而来的，还有一些人是被“强制操作”过来的。他们原本可能只是在街上走着，突然停下来一辆车，下来的人拿枪将他们顶住并带走，接着卖给封闭园区。 有的是让他们挨饿，或者关进小黑屋里，有的是用电击，或几个人拳打脚踢。触碰公司红线是最严重的，轻则让人十天半个月下不了床，重则断胳膊断腿。在这里，没有人在乎生死。 据全球反诈骗组织GASO估计，整个东南亚大概有50万个“狗推”。

自称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的赵锡永，从2010年开始在湖南娄底和云南昆明、玉溪等地行骗，不少政府官员信以为真，甚至聘其为政府顾问。甚至一些高级官员，也被政治骗子忽悠。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近期一篇文章披露，傅政华、黄兴国、秦光荣等人身处高位，却对“政治骗子”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13日《南方周末》）

2009年至2010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百多起诈骗案件中，近40%的案件系犯罪分子冒充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或高级领导干部亲属进行诈骗。 行骗前做很多准备工作，客观上增加了识破骗局的难度。

屏幕前的阿乙愤愤不已，骗子对整个社会的轻视仿佛成了对他个人的挑衅，“实际上没有一个骗子，他不是带着极度的嘲笑在行骗。有的人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笑出声了，直接就说你这个傻逼。但你又不能把他们全杀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每个骗子都能落到我这个小说的结局是最好的。在真实生活中你能拿他怎么办？这种事只能在小说里完成。”

行骗者冒充警察，通过电话遥控“指导”，将广西桂林荔浦市社保局的521.7万元社保基金转走。管理基金账户的社保局出纳吴名（化名），因滥用职权罪获刑两年半。 521.7万元被层层拆分、转移，其中70万元流入了广东深圳一珠宝公司账户，从公司购买了黄金。公司认为是“善意取得”，警方认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每次交易过程都很顺利，兰郑的防备心也越来越弱。他不知道，一张更大的“网”在等他钻进去。 徐白雪当着兰郑的面，给一个名叫陈峰的人打电话，说他是中石化江苏分公司的高层领导，“陈峰”表示可以随时供货，但此人为徐白雪所虚构。 中石化一中层干部：有人之所以会利用加油充值卡行骗，是因为充值卡非常容易套现， “市场上也有很多黄牛售卖充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