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试点省市中，沈阳争取到中央资金5328万元。截至2026年1月，核销约2057万元，惠及约1.1万名失能老人。 沈阳目前申领、使用消费券的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占85%以上。 相比试点，国家政策加大了向居家养老服务的倾斜。

外卖平台甚至还存在一种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宽容：“骑手超时，反而还会得到补贴。” 林远凡送外卖时“看风景”确实是一种常态。路过海边，有时他反而会停下转转，不为生计，只为自己骑行一会儿。这种“不赶时间”的漫游对他而言，反倒是一种放松 。 如今在他看来，工作的核心在于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且不滋生精神内耗，至于是否光鲜“体面”，已不再是衡量的标尺。

如果政府把民办普惠园的保教费标准定得与公办园差不多，但财政不能保障对民办普惠园的拨款（补贴），民办普惠园就很难生存。 民办普惠园加速关停，上不了公办园的幼儿就只有去营利性幼儿园，“入园贵”问题将依旧存在。

这一轮调整的结果是，区县以下政府不得自行出台育儿补贴政策，不少出台过大额补贴的地市也宣布废止旧政策，转而执行每孩每年3600元的补贴标准。也有一些地市暂时保留了原有的地方补贴，但规定不能与国家补贴叠加享受。 国家的育儿补贴政策不是要向“普惠”的方向发展，“它应该是走向差异化、针对性的、瞄准性的一种激励政策”。

对不同收入水平的阶层，增收方法应有所不同。对收入更高的中产阶层，可通过减税增加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对很多单人工作家庭，会起到不小的作用。对于中低收入者，可通过发放补贴、降低社保费率等，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这些政策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增加，会拉动供给，供给增加，会创造更多岗位，劳动者有了就业保障，又会愿意更多消费，从而形成正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