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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艺人涉税问题不实，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法律赋予了公民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不能滥用，也不能利用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网络上举报成风，大有泛滥之势。如此权利滥用，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同样也伤害了社会风气。 -
“我听交警的”涉事女子被行拘：“怼脸拍”式带节奏当休矣
不是谁拍视频谁有理，虚假指控、无理闹三分，视频反而会成为自己违法的证据。这起事件应推动社会建立共识，那就是在纠纷出现之际，应严惩这类“怼脸拍”“抢先画像”的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利，不至于在公权力还没定分止争的时候就先接受一轮人格谋杀。 -
最高法：激活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有效治理网络暴力诬告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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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诬告男友强奸被判诬告陷害罪：为忠实于法律的检察官点赞丨快评
在日本，为了减轻性行为的法律风险，甚至出现了“性同意”手机软件，在发生性行为前，双方先在手机App上确认自愿发生性行为以及同意的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虽然这个App很可能是为了讽刺日本刑法有关性犯罪的最新修订的行为艺术，但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充分显示日本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
无锡被诬告性侵老板胜诉：整治网络造谣应符合等比原则丨快评
涉事女子在“案发”之后的造谣诬告在微博平台有上亿的阅读量，而如今的法庭判决新闻在微博平台却只有寥寥667万。也就是说，至少受害人在数千万网民那里的形象仍然是“猥亵女童的犯罪嫌疑人”，他至今仍未得到公开道歉与恢复名誉，这不但有悖于司法救济原则，也是对公平正义的破坏。 -
散布强奸谣言只补偿1300元？司法应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名誉权 | 快评
造谣诽谤与诬告陷害会给受害者带来“社会性死亡”的人格权利受损，对他们的正常工作与生活造成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涉事人员出于何种目的，造谣诽谤带来的侵权后果都可以非常严重。公权力理应摒除“性别偏好”嫌疑，一视同仁地打击造谣诽谤行为，震慑那些潜在的幸进之徒，同时依照比例原则给予受害者对等的司法救济，还他们一个公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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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被强奸七次？诬告敲诈团伙终落网
犯罪团伙仅仅“在对方身上伪造抓痕”就可以成功立案并实施诬告陷害与敲诈勒索行为，这表明警方与检方应该是过于轻信了他们的“证据”，造就了八名诬告受害者，其中三人身陷囹圄。 长期以来，法律界流行一种看法：为保障真被强奸的女性敢于报案，只有男方被诬告并判刑入狱，诬告方才构成诬告陷害罪。这种看法客观上等于人为地降低了强奸案的举证标准，不符比例原则，还可能反过来形成了负向激励。本案中的三人团伙八次诬告陷害居然次次得手，跟证据标准的宽松不无关系。 -
退休干部举报县委书记被起诉“诬告陷害罪”，为何会引起质疑？ | 快评
在上级纪委没有对被举报人是否违法违纪作出调查结论之时，就认定举报人是“诬告陷害”，显然是不合适的，不仅有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观感，也有干预上级调查的嫌疑。 -
男子相亲后被诬强奸，五年方还清白：强加于己的巨大冤屈如何洗刷？丨快评
从公共利益出发，本案中的婚介所老板与当事女子也理应接受法律的严惩。如果本案的结果仅仅是一个邸某无罪而两人不受惩罚的话，那就无异于是对类似敲诈勒索与诬告陷害行为的制度激励，造成“反正敲诈与诬告不成也不会承担责任”的局面，这显然不利于遏制类似违法犯罪行为，置更多的潜在受害者于险境。 -
刑事自诉小慧君诽谤立案：孙灏羽的“好运”可以复制吗？丨快评
孙灏羽的好运难以复制。要让诬告陷害者得到惩罚，需要降低诬告陷害转为公诉的门槛，只要被害人提出诉求，就应该转为公诉，由警方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