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可在短时间内破坏神经系统，致人呼吸肌麻痹等，肉毒毒素一度被开发作为生化武器。 近年来随着肉毒毒素临床应用的增加，一些因注射肉毒针中毒的患者，起病比较隐匿，加上对肉毒毒素中毒的认识不足，容易出现漏诊与误诊。 疑似肉毒毒素中毒需进行公共卫生事件上报，临床诊断肉毒毒素中毒应尽快启动抗毒素治疗。

商业性体检机构的体检质量，一直颇有争议。2018年，爱康国宾CEO张黎刚曾经自曝体检行业乱象，称一些体检中心提供的是“假体检”。他说，一些同行“用护士假冒医生做超声检查”，“抽了血做都不做，然后把血倒掉就出结果。”

查出结肠癌后，管维芳没有留在上海同仁医院治疗，主要是考虑到它只是一所三乙医院：“总感觉三甲医院（的医生）比他们好。” 管维芳再次去找陈启仪。“他看到我吓了一大跳。”管维芳说，“还向我道歉，说以后再也不说病人没有希望这样的话了。” 尽管在外人看来无比艰难，但管维芳对当下的生活十分满足。在她看来，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

我们跟医生确认是否需要抽血化验，医生有些不耐烦地吐槽道：“现在的年轻人，会上网就觉得自己能看病了。我是专业的，还是你们是专业的呀？”

中国罕见病联盟对20804名确诊罕见病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罕见病患者平均经历4.26年才得以确诊，42%患者经历过误诊，且确诊地点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 2022年6月，北京将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病种由原来的3种扩增至12种，均属罕见病，已纳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罕见病目录。 如果在一级、二级预防中没能把疾病“扼杀在初起状态”，到了三级预防能及时发现问题，仍有可能避免一些孩子免于致残甚至死亡的悲剧。

如果把机构声誉当做“公地”，是为个人获取更多利益的“摇钱树”，却不愿花力气去维护机构招牌，长此以往，愿意维护机构声誉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的人却越来越多。而声誉的崩坏，比积累要容易得多。只要出现几个败坏声誉的人、事件，百年积累就可能毁于一旦。

正因多动症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误诊和漏诊的风险是一定存在的。“希望医生们保持小心谨慎，不要做出不准确的诊断，开出不必要的兴奋剂处方。” 利他林与阿德拉依然是国外主流ADHD药物。一位药贩甚至在朋友圈订单物流信息上打出大标语：“累了困了阿德拉，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为了向中国发货时规避监管，该药贩采用区块链平台来完成收款，并建议顾客不要填写真实收件地址。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8日《南方周末》）

纳入调研的226名戈谢病病友中，61.9%有过误诊的经历，患者平均需耗费4.48 年才能获得确诊。

躁狂症一直被认为是双相障碍的“正极”，会伴随“负极”的抑郁症发生。然而一些患者只表现出了单相躁狂，对药物也没有理想的反应。同时，一些患者误诊的经历也让人心生同情。随着研究的推进，实现对躁狂症的单独诊断、将患者从捆绑治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逐渐有了一丝曙光。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