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DHD病症被泛化解读，到前额叶功能被片面扭曲，各类冠以专业术语的“网红病”轮番刷屏，年轻人乐此不疲地给自己贴上标签，以玩梗完成自我调解与情绪自嘲。 但流量汹涌下，那些真正饱受前额叶受损、ADHD等疾病折磨的患者，他们的痛苦可能会被轻视、诉求可能会被忽略，甚至被嘲讽为“无病呻吟”，本该得到的社会关注、医疗帮助与人文理解被彻底淹没。

“十四五”期间，全国调解组织年均调解各类纠纷近1600万件，调解成功率95%以上。 现有调解体系发展不均衡，各类调解定位模糊、范围不清，不少新类型调解缺乏明确法治支撑和规范，不足以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探望权长期面临“执行难”“协调难”等困境。一方面，直接抚养方不配合、探望方式不明确、异地探望成本高；另一方面，纠纷调解机制不畅、司法执行手段有限。

过去一年，上海法院共设立363个巡回审判点，开展巡回审判1506场，组织法治宣传1632次，邀请1.3万名基层干部、调解员、社区居民、企业代表等到场旁听，并通过示范庭审高效化解同类矛盾纠纷7681件。

“我们医院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纠纷都是经过医调委处理的。”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患办负责人说，对于“网络医闹”，医调委并不能直接起到调解作用，但纠纷快速处理有利于患方终止曝光行为。 王岳表示，医疗责任险解决的是医方有过错的纠纷，没有解决医方无过错的问题。各方均无过错的医疗意外事件，恰恰是很多“医闹”久拖不决的原因。

生活当中各种纠纷不可避免。纠纷发生之后，首先应该尝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对医疗纠纷，有专门的处理程序，患者可以通过调解、诉讼等途径来维权。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8日24时，在国际社会调解下，持续5日之久的柬泰边境武装冲突宣布“立即无条件停火”，双方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继续进行下一步的谈判。 这场被地雷引爆的冲突，本质上是两个东南亚邻国历史阵痛的又一轮发作。1907年法国殖民者勾勒的地图边界，成为该地区百年来始终难以排除的定时炸弹，每当国内危机和民族主义狂潮抬头，这一古老的矛盾都可能会被有关方面拿来做文章，并且始终看不到彻底解决的前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机构仲裁就像一个专业机构“按流程办案”，而临时仲裁则更像“请专家上门解决问题”，从仲裁员怎么选、在哪开庭、适用什么规则等，一切由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 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和国企相比，民企对临时仲裁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 律师殷嘉科一度提出，希望法官介入到仲裁程序中进行调解，但遭到拒绝。按照临时仲裁的制度设计，调解与裁决的职责应由仲裁庭独立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