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在民营企业与竞争性行业中从事过“生产性努力”，而是一开始就进入财政供养单位从事衣食无忧的“分配性努力”，不知稼穑之艰难，不识民生之疾苦，恐怕是很难理解社会运行方式、了解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期待的。 公职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做好社会管理工作需要的是真切实在的社会经验，这才是“定向生政策”聚焦于艰苦行业与边远地区的本意，而不是“从学校到坐办公室”的培养与选拔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将三名“97后”提拔为乡镇副职，也是不尽合理的。

M1增速下行，并非企业预期偏弱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既有金融业“挤水分”，也有财政发力较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金融体系内的资金大部分配置到国债这类安全性资产上，一定程度上挤压贷款增速。

多数罚没收入是归地方财政的，有部分罚没收入则在地方和中央财政之间分配。虽然理论上政府部门都执行收支两条线，罚没收入不直接归作出罚没的执法部门，但很多地方都有“返还”机制，会把执法部门罚没收入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返还给该执法部门作为部门经费。这也导致执法部门有更多的罚款冲动。

这个“五月公约”一共是10条：1.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确保财政平衡，不容许任何讨价还价；3.将公共开支占GDP比重降低至25%；4.税制改革，减轻税收负担，促进贸易；5.重新分配联邦税收，永久结束目前的敲诈勒索模式；6.各省承诺推进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7.促进现代劳动改革，创造更多正规工作；8.养老金改革，使系统可持续，尊重缴费者和贡献者，并允许加入私营退休系统；9.实施结构性政治改革，修改当前制度，使代表和被代表者的利益一致；10.开放国际贸易，让阿根廷再次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角。

“整合后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仍由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时安排，2022年分别为864.98亿元、226亿元。两部门未统一分配方法、资金使用要求等，加大了地方统筹整合使用的难度。” 2019年、2020年分别安排中央资金859亿元、867亿元支持全国每年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2021年、2022年分别增长到1008亿元、1096亿元支持全国每年建设高标准农田1亿亩。

中央财政加大补贴深圳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的确会增加深圳住房供应。但由于保障性住房面向人群与商品房人群有所差异，保障房供应政策对商品房市场价格不会有太大影响。 如何科学分配财政资金，发挥预算管理作用，关键在标准。

截至2016年8月22日，还有10个省级财政厅局没有公告上一年度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超过规定的公示截止时间（每年6月底）已近两个月。

转移支付随人走与建设指标随人走这两大游戏规则，会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抢人大战的发令枪与指挥棒。

近日，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具体包括京津冀蒙晋鲁六个省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该项资金将以“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分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这比固定按项目等方式补贴地方，有望收到更好的成效。

还富于民、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是一种手段，减税则是另一种手段。前一种直接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钱分配，后一种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却以政策刺激民间创造财富。哪一种能更有效地提高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即便在学界也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