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在走入婚姻之前，商定将来如何建立家庭“公共财政”，哪一方出多大比例，双方如何共同决定大宗支出；如果一方全职在家，给多少家用；如果决定要孩子，需要多少钱，男方出多少钱；把彩礼的来源与归属也纳入未来小家庭财务考虑之中，站在婚姻长久稳定与子嗣利益福祉的高度，双方有商有量。 若有必要，双方父母乃至亲友也可以参与。这样的商量，也可以避免头脑发热或一时冲动，提升双方的家庭责任感。如果有这样的深思熟虑，相信高额彩礼的问题也就消解于无形。

交通安全法规不可能杜绝一切事故，体育规则也无法消除所有受伤意外，确定责任归属比例是比“消除一切安全风险”更重要的事情。因此，不能无视因果关系、要求相关自然人或法人承担本非自己所应承担的额外责任，这起事件其实也在提醒外界，制定类似综艺真人秀的通用安全标准、确定责任的归属比例，在“出事全包”与“风险自担”之间建立平衡，很有必要。

当事人将父亲未能登机与意外离世的责任一律归之于航空公司，有违比例原则。民航局运输司2023年发布的《旅客乘机适航性评估与风险管控指南》也明确“旅客是健康第一负责人”，应履行健康信息申报义务；“承运人根据该指南制定详细的旅客乘机标准”，并以显著方式公布。 但这份指南也承认，“目前我国缺乏统一、权威的旅客乘机适航性评估与风险管控指南”。若是身患重病的旅客确实需要紧急乘机，航司方的“拒载标准”与旅客方的“健康说明”之间的冲突有无统一标准予以调节与规范，航司方与旅客方之间“举证可以登机”与“举证不能登机”的对立主张如何平衡，并且确定更为合理的权责归属？这就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设。

本案中，双方离婚时孩子已经五岁。理论上讲，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具体而言，就是应当以最利于孩子全面发展、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原则，判给品行更为端正、经济状况更为良好、更有条件抚养孩子、对孩子也有更多爱心的一方。本案除了要追究陈某与石某某的刑事责任之外，还足以让外界重新思考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抚养权究竟如何归属”的问题。

医美不应该是美容，而应该是医疗，这应该是社会逐步建立起来的共识。将医美机构纳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管理范畴，加强对医美机构资质的监管，让医患双方的权责实现对等，解决好“未能变美”“未能治好”“危害健康”的责任归属与风险分配问题，完善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方能让更多的爱美人士放心地去追逐美丽。

修法专家组成员林鸿潮：决策链条过长，导致最终的决策节点都落到了国家和省一级，而决策节点过高，又导致政府对维护国家权威的诉求非常强。 修法专家组成员童星：要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适用情况，明确法条中政府、企业、个人在面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时的责任归属问题。 突发事件应对法把责任压给属地政府，但传染病防治法不同，它在决策期是专业主义的，比较强调卫生部门的专业判断。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2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