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很多公司，员工工作压力极大，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由此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也非常常见。将过劳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纳入职业病范畴，非常有必要。对于员工长期加班的企业，也应该提高工伤保险费率，使保费与风险相适应，也可以以此倒逼企业减少加班。

未来支付行业比拼的，将不再是费率、支付覆盖率、支付方式、结算速度等数字，而演变为谁掌握Agent身份以及在此之下的一系列支付授权、模型调用、钱包等决策接口。

巨灾风险低频、高损。一年没有大灾，赔付支出少，并不说明保险公司“赚得不合理”；一年发生大灾，赔款远超当年保费，也不等于制度失灵。 从全国到各省份试点，基本由首席承保人牵头，多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机制，再通过再保险机构进一步分散风险。 普通财险面对单车、单房、单企业，巨灾险则面对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同一灾因下的大面积损失，定价难度远高于普通财险。 如果单纯依靠历史数据积累来厘定保费，等待时间太长；在全球变暖趋势下，早年数据与近年数据所服从的概率分布也可能不同，科学可比性下降。因此，费率厘定更应基于巨灾模型。

2023年至2025年，47家A股上市券商或券商的上市母公司投行业务收入呈现为“V形”。2025年，头部玩家迎来狂欢，其中“三中一华一国”市占率达73%，有尾部券商投行项目“吃零”。 A股IPO项目承销保荐费率呈现反常现象：头部券商的IPO承销保荐费率，不仅不高，反而低于行业均值。 小项目的“批量模式”并不能带动业务收入提升，因为成本刚性。

需求不足的三大原因：多年来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率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国民总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未能满足需要。

“投顾属性”的核心指标测试结果显示：AI客服平均分仅为30分，其中6家交白卷。 费率透明度是衡量一家金融机构践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标尺，亦是股民进行证券交易的核心诉求，但有四家券商AI客服“打太极”，固化“信息茧房”。 优化面向普通投资者的智能客服，既无法贡献显性的商业回报，又需要持续投入人力和算力。在这种功利导向下，AI客服系统往往沦为技术“炫技”的摆设，而非真正解决用户痛点的工具。

对不同收入水平的阶层，增收方法应有所不同。对收入更高的中产阶层，可通过减税增加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对很多单人工作家庭，会起到不小的作用。对于中低收入者，可通过发放补贴、降低社保费率等，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这些政策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增加，会拉动供给，供给增加，会创造更多岗位，劳动者有了就业保障，又会愿意更多消费，从而形成正向循环。

第三阶段费改将核心目标锁定销售渠道，通过重构认申购费、赎回费及客户维护费体系，彻底打破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持营”行业积弊。若新政完全落地，公募基金每年将为基民让利300亿元，远超前两个阶段的140亿元和68亿元。 征求意见稿有很明显的政策导向。销售各方将加大对个人投资者和权益类基金的销售力度，即多向基民卖权益类基金。 此轮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调整短期内将影响银行相关收入，如《征求意见稿》约定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这意味着银行无法再通过赎回费获取收入；持有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混、债基金不再计提销售服务费。这将引导投资者长期持有基金产品，也意味着银行短期内难以通过引导基民高频交易获取收入。

老牌第三方支付机构股权一再流拍和持续打折，创始人套现和股东减持事件不断发生。 国内支付市场费率战仍在延续，后出海者不易。 没有场景优势的独立非银支付机构面临集体困境。有机构尝试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布局，并以支付为核心向前后链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