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最令我触目惊心的是当时穷苦儿童的境遇。他们多是文盲，且往往夭折。从五六岁便开始劳动，任人驱使。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漠然和蔑视令人心寒——连雨果在议会上为儿童权益的呐喊也显得徒劳。女孩的处境尤为悲惨，她们的身体还被视作潜在的性资源。19世纪末，父权制、厌女症和对女性的剥削，仿佛达到一种巅峰，让我不寒而栗。”

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工作中的情感劳动是有限度的，它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逻辑……但在亲密关系中……情感有一种更深刻的纠葛或者连接，一旦它高强度地运转起来，就会摧毁或者忘却所谓的技巧。也就是说，情感有自身的本能爆发而不是策略选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日本社会的不平等正在迅速扩大。有经济能力的人像以前的人一样结婚生子，将孩子养育成人。缺乏经济能力的人则会为育儿付出诸多辛苦，很难感到幸福。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支撑。” “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制度随着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维系了。在我看来，目前的日本还缺乏社会化育儿的意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从1980到2008年，两次巨大经济危机，都是信用问题、贪污问题、虚假抵押等问题所致。原本，这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容许发生的问题，因为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靠信用承诺。两次经济危机几乎让美国经济崩溃。

在金融资本主义、高耗能经济和超级娱乐业的共同加持下，每个人，都在为足球金元帝国的王冠埋单，却无法向王袍上的虱子投去一瞥。

“那时候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生活，而是低价收购国有资产。”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官网发现，2022年9月，第一批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以面包厂、酿酒厂和工业场地等小规模国有资产为主。 （本文首发于2022年8月25日《南方周末》）

安倍的修宪理想即使达到国会两院的门槛，还要过民意这一关。尽管目前舆论整体右倾，但民调中修宪支持率仍未达到50%。国会中支持修宪的势力也不会轻易付诸投票，因为一旦投票失败，又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安倍的去世会严重削弱他这一派的麻生太郎、菅义伟等人的政治能量。没有了安倍这个“太上皇”，岸田文雄可以放手追逐政治理想，包括推进和安倍经济学相悖的“新资本主义”，日本政坛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改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它从深层的民主危机中透露出选民对改善生存环境是何等地期待。” 绿党开始放弃暴力示威、武力阻止等激进的环保策略，极少提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制度性批判，而是采取了更温和的环保路线，并开始“抱团环保”，正改变着欧洲的政治版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9日《南方周末》）

涩泽荣一被称作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不过，他的头脑里并没有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有的只是传统的儒教，尤其是行时多年的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