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的开发区裁撤，不是自上而下的摘牌，而是自己评估、主动申请。 “这次开发区改革涉及机构撤并，最难的就是人心，就是人。” 管委会的公务员会失去编制，成为一大改革阻力，相较之下，辽宁改革仍保留干部的公务员身份。 “这次改革与其说是瘦身，不如说是‘瘦心’，让大家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服务企业上。”

人本身的改变，就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角与结果。 “希望妈妈可以跳脱出‘妈妈’这个角色和身份，主动地做她自己。”

朱聪说，流浪者之间的关系松散，建立在一种随机生活上。他们互相连大名也很少过问，习惯了街友的突然消失，也不会对契约上心。 这场小组尝试的成果，不只体现在创业项目上。七年过去，最初的8位成员里，其中有4人结束了流浪生活。 身份证是流浪者重返社会、找到工作的入场券。

在长沙晏家塘一间不足50平米的房子里，朱聪独自全职运营流浪者救助公益组织“地衣之家”十年：三千多个日子里，她的休息时间不超过20天，先后负债二十多万。 “地衣之家”接住了一群被命运抛弃的人：童年遭受暴力的小龙、在桥洞读书的知青王叔、被网贷逼到流落街头的大学生。他们从正常生活中跌落，走向街头，成为城市里的隐形人。 送流浪者回家，曾是所有人想象中的圆满结局。但朱聪发现，流浪的起点往往是家庭的崩塌，家不一定是避风港，也可能是将人吞噬的漩涡。超过七成的流浪者被送返后会二次流浪——因为家早已分崩离析，即便还能找到家人，流浪者也会因各种原因被拒之门外。 流浪者缺的从来不是一张车票。真正困住他们的，是断裂的家庭兜底、社会歧视、生存技能缺失。朱聪以十年的坚守试图为这些人寻找一种可能：救助不是一次性的团圆叙事，而是漫长的陪伴，帮助流浪者重新拿回身份、勇气和立足社会的能力。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无人机袭击没有明显削弱选民的投票意愿。人们仍然按照原定节奏来到投票站，核验身份、领取选票或走向电子终端。投票站外没有因为袭击而出现明显恐慌，投票程序也没有因战争警报完全改变。

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为品牌溢价、大牌光环买单，甚至“穷鬼文化”也成为一种身份认同

“以前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完整。可是离开后会发现，自己原来缺了很多块东西。” 这是朱雨玲对退役之后状态的剖白。2021年，因疾病被迫离开国家队时，这位敏感、习惯向内自省的世界冠军，不得不直面灵魂拷问：放下球拍，我还剩下什么？ 从5岁开始打球，到15岁进入国家二队，再到登顶世界第一——朱雨玲的前半程，是一条标准的“金字塔尖”之路。塔尖之上，目标明确，价值清晰。但当疾病将她推出那堵围墙，她才发现，墙外的世界没有倒计时器，没有排名，也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她读书、任教、重新拿起球拍，在运动员、博士生、大学老师三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重回国际赛场后，奥运金牌、大满贯早已不再是她的执念。 这不是一个“王者归来”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人拆去外界与内心之间的重重高墙，挣脱单一胜负评价，在更辽阔的人生坐标系中重新认识自我和定义自我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身份造假后大受欢迎的人，或许像极了诸如奇波雷、熊猫快餐的连锁餐厅，看起来做着墨西哥菜或者中餐，实际是彻底的美食快餐。整个程序类似赛百味，只不过长面包被替换成了米饭、面条或烘焙的豆子，蛋白质裹上了墨西哥或者中式的酱料。但比起真正地道的墨西哥菜或者中餐只能卖给本地的移民，这些美式快餐则遍地开花，后者才符合主流社会的消费口味，熟悉中夹杂一丝异国情调，任凭顾客自由选择和搭配，不强求，不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