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特意叮嘱丈夫，要拍下一张被切除的子宫的照片，作为纪念。“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总要知道它拿出来是什么样。” 从全球来看，子宫切除术是最常见的妇科手术之一，仅次于剖宫产。当手术刀落下，这些女性要切除的不仅是一个病变器官，更需直面来自身体、家庭身份与社会偏见的层层拷问。

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枪击案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震荡，正是因为它击中了多个敏感交汇点：公共空间、宗教身份、国际冲突的本地化投射，以及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移民在满足宗教与文化需求的同时，因语言、教育和就业等结构性落差出现社区间不平衡；青少年，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常在主流认同与家族期待之间游移，身份焦虑逐渐汇聚成一股长期积累的社会负面能量。 网络极端主义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部分年轻人在线接触意识形态宣导，形成虚拟社群，同时又因缺乏线下监管和心理辅导，导致极端信仰与行动在家庭和学校之外逐渐成型。这些案例的共通点在于：身份困惑、社会隔离与制度空隙相互叠加，形成了高风险行为的温床。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全国范围内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 一些检察官说，他们常常要临时扮演“心理咨询师”的角色，用非对抗性的语言一点点打开他们的心防。 许多“家庭教育促进师”处境尴尬，行业鱼龙混杂，其专业身份与服务价值难以获得社会的真正认可。

阿德面试新保安时最关心的就是求职者的年龄和体形。工作经验、教育背景、性格、心理素质甚至犯罪记录在招聘过程中较少受到关注，甚至被忽略。一个年轻人哪怕不具备领导一支中年保安队伍的强势性格和魄力，但只要年轻且身体达标，就可能会被选为班长。 中产阶级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话中暴露自己对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的担忧，而转化为表达对犯罪的担忧。因为他们知道，谈论对犯罪的恐惧可以让自己戴上受害者身份、获得道德优势，同时要求更多保安和更严守的大门，有利于房价。

“假专家”“假名人”横行的根本原因，并非骗子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一些地方“傍名人”发展文旅经济的需要，一些企业对“傍名人”宣传品牌形象的热衷，当然还有社会上一些人对头衔、身份甚至血统的追逐。

城管执法人员罗琳的正职工作会涉及下发商家的处罚和整改文书，而当她接到外卖订单，要去巡查过的店里取餐时，“其实他们根本不记得你是谁”。 银行经理张华喜欢自拍，一张西装革履的照片，一张骑手服照片，这给了他奇妙的感受：两个身份看上去社会地位悬殊，但也不过是在干着不同活儿而已。 公务员李钰有一种“脚踏不到地上”的感觉：她经手的项目落地要如何惠及百姓？这些实际而具体的获得感，在工作中难以得到。 公职人员雷知愚几次遇见其他部门的同行。这些人往往都有相似的特点：不戴头盔，也不做防晒，戴着一副眼镜，长得也很白净，走近某小区却不知大门在哪。

要解决“同名同姓稀里糊涂成了被告”的问题，从程序上消灭这个风险敞口，需要利用生物识别信息、身份证号与社会信用代码等唯一性的标记，加强对“明确的被告”的审查程序验证。

如果因一起在校学生与校外人员的冲突事件，就对校外人员进校园进行严格的管理，如要预约、查看身份证件等，这将是开放校园的倒退。 现在，大学校园的开放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一再要求大学的图书馆、体育场馆要向社会开放，但社区居民要到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到阅览室看书，以及使用大学体育场馆，还存在现实障碍。

“知青”与“回乡青年”，代表着在1950年代初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反映了巨大的社会鸿沟。“回乡青年”不仅在身份上居于劣势，而且话语权严重失落。

在许多次采访中，学者谢爱磊说他并不认可“小镇做题家”的说法。他认为“做题家”不是客观能力的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和探索。这其中也有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社会流动本身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他们更认同现在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而他聆听、书写的正是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