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高转低”认为是“学业失败”，其实阻碍了学生的转学选择。近年来，由于难以转学，就是“高转低”也阻力很大，有的学生只有选择从大学退学，再复读参加高考。 由于没有畅通的转学制度，这也让中国高校很难从严要求学生。如果大学让学生退学也被质疑是对学生的未来不负责，剥夺学生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权。

四个孩子，分散在三个年级，一年级和六年级是“一对一”的课堂。课程表成了“私人定制”，老师与学生并肩而坐。 “没人可招。”适龄孩子越来越少，转学也在分流生源。随着政策放宽，进城务工的家长自然会把孩子带走。 周新成调研发现，沿海地区十多年前已基本完成撤点并校，有资金支持的西部相对稳定，最严重的情况出现在中部。

拍摄之前，很难预想在这样一所学校，学生们可以自发地弹吉他、吹长笛、玩非洲鼓。“（这）给了这些孩子一个土壤，一个可能性，他们也可以在整个（人生）发展最重要的阶段，接触到艺术教育。” 因为要提前适应老家的中考，很多人在初二就转学离开，经常拍着拍着，拍摄对象“消失了”。

“宽进严出”是高等教育确保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而与严把质量关对应的，必然是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但高校淘汰学业不合格的学生，却很难。

现行义务教育法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第27条）。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之下，一个班级出现被诸多家长认为难以忍受的“问题孩子”，初期只能忍，实在忍不了，就通过罢课、上访与上网发公开信等方式硬杠，以期通过舆论压力让“问题孩子”转学；如果实在赶不走，有门路的家长会考虑给自己孩子转学。

生均经费并没有随插班生转移，特别是由市属高校转入部属高校的，后者几乎拿不到补贴。“这相当于招的学生越多，高校亏的钱越多。” 在试行初期，上海大学的老师们担心，插班生制度会造成本校尖子生的流失。叶志明不认同这种短视的观念，他回应道，“一流高校，不是通过扣住好学生来成为一流的。” “国内如果要建立更灵活的转学机制，还需要相关保障机制、社会环境和公众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红认为，严格的转学制度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

有毕业生回忆，入学时近百名学生参与了这场实验，到初三毕业前夕大概剩下四十多人。每年也有因为“跟不上进度”，转学或留级的同学。 据该校统计数据，自1987年建校以来，该校学制改革实验班学生考入C9和985高校的比例约17.5%，目前考入科大少年班的人数为26人。

允许转学的学生范围经历了先宽松后限制再放宽的过程。“从这些修订过程来看，大家还是希望有转校机制来修补高考的制度、大学的招生制度。” 修订在2017年通过并沿用至今，要求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不得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从政策层面上堵死了“由低转高”的渠道。 “转学难”虽是大背景，但有的地方早已常规化开展高校公开招考式转学尝试。2020年，上海被允许转学的插班生达257名，2019年是264名。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