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一种能力，但更应当是一个选项——无论早生晚生、少生多生，还是干脆不生，我都希望人们有自己选择的余地”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严格禁止“冻卵”“试管助孕”“买精”等生殖辅助技术的应用，也无法完全禁绝相应的需求，反而会催生庞大的地下产业链。尊重单身女性生育自己孩子的需求，并纳入更细化的监管与立法框架之内，是值得严肃考虑的政策取向。

韩国《朝鲜日报》2025年2月28日报道称，韩国双胞胎的数量变多了，2023年的23万名新生儿中，多胎儿有1.26万人，占比5.5%，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两倍。韩国双胞胎数量变多，与政府不断推出生育扶持政策有关。 在过去十多年间，韩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激励政策以推动家庭生育，覆盖经济、住房、职场等多个层面，累计投入超360万亿韩元。从2024年起，1岁以下婴儿家庭每月可获100万韩元，约5000元人民币。 面对多年跌入谷底的生育率，韩国开始“另辟蹊径”，推行辅助生殖技术，包括降低试管婴儿（IVF）等技术的使用门槛，并将相关费用纳入医保范围。

放宽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应用范围，允许单身女性冻卵，允许单身女性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建立卵子库为更多不孕不育夫妻服务，符合伦理，符合当下不少人的强烈需求，也有助于提高日益低迷的生育率。 原卫生部在21世纪初制定的文件，有些规定是出于计划生育的目的。在生育形势、生育政策已经彻底转变的当下，这些禁止性规定，应该重新考虑了。

代孕中介会使用客户信息为孕妈办理住院和生产手续，由此，刚出生的孩子会被医院认定为客户的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双方也会被赋予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生育了孩子的孕妈，其真实身份和信息都被隐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界人士指出，地下的代孕机构才应该是打击代孕产业的关键所在。医院产科作为为产妇接生的场所，面对假借他人身份信息来分娩的代孕妈妈，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伦理上都是无力的。“难道产科医生发现一名快要生产的孕妇是代孕妈妈，就拒之门外或替她引产吗？”

中国在辅助生殖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展很快，无论从周期数上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处于领跑地位。在中国，我们可持续提升的空间，可能更多地在于整个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我相信很多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都意识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要性，相比前两年大家常常提到的行业“寒冬”，我觉得今年整体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恢复期，只是这个过渡阶段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经常鼓励我的同事、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们，要勇于表达自己（Speak Up），敢于争取资源和机会。亲和力、韧性是女性很好的特质，我们要让自己再加上一点勇气和冒险精神。

机器授精其实是体外授精自动化的第一步，比机器授精更深入、更广泛介入人类生殖的则是AI辅助人工生殖。

我国能够真正做遗传咨询、基因诊断的医生还很少。很多遗传咨询还是依靠第三方的基因检测实验室，那些实验人员不是医生，不完全懂临床。对于什么样的基因突变会引起什么临床症状，他们只对着资料抄，而不接触病人。 像试管、培养皿、纯水机这些医疗耗材，还有很多依赖进口。如果能够国产化，不会有这么高的成本。让辅助生殖进入医保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专家们好好衡量。我希望也可以有更多社会上的保险公司参与进来，不要光靠政府。

从2022年4月开始，北京、福建、武汉等地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生殖中心的促排卵检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冻融和复苏等单项技术服务价格，均有几十至近千元不等上涨。 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而每年因试管婴儿增加的新生儿约有30万名。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在一定程度上有望助推我国的人口增长。 一、二代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仅在50%左右，一个治疗周期可能并不足够。如果要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对于患者年龄、胚胎移植次数是否应划定上限值得探讨。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