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好死”，不是主动放弃，而是在合适的时机，将焦点从抗争转向告别，从延长时间转向提升质量。

直播中，“肿瘤”这样的医疗用语非常敏感，家长们便用“打怪兽”来代替。此外，“医院”“医生”等词组也容易触碰规则红线，涉及金钱、过度渲染苦难的表达也不被允许，一旦被系统识别，处罚轻则限流，重则封禁。 当她看到家长们跳得大汗淋漓、全身湿透的时候，忽然对尊严有了新的理解：它不在于维持过去的身份与体面，而在于以平等的姿态付出汗水与劳动，并由此获得认可。“我想用我自己跟命运抗争的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去感动那些看直播的人。”

很多人再次把矛盾焦点指向医疗市场化，资本和资本家的作恶，这恐怕不是问题的全部。很明显，美国医疗和保险行业，都是看上去高度市场化，但实际上存在诸多管制的行业。这不是过度市场化的问题，恰恰是不够市场化的问题。的确有资本和资本家在作恶，但问题的源头，恐怕还是来自美国政府的那只有形或无形的管制之手。

使用医保时保持一定的自付比例，无关于医保基金充裕与否，而关乎医保基金能否得到妥善使用。这样的安排，给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提供了一种激励与联动机制，大家大概率会关切自己的钱没有被医院多收，进而顺带关注到医保基金有没有被医院滥用。 如果参保者生了大病需要住院，那大部分医疗费用由医保基金支付。虽然医保基金来自大家的缴费，但混成了一个大池子，“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形式上又表现为第三方付费，并不需要患者自己掏钱，这对患者来说就有激励给自己上更多更好的检查、治疗手段。

“医保领域的飞行检查和反腐，可以提高医院管理水平，促进医生在临床诊疗疾病方面更加规范化，不至于有过多的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肯定会节省一定的医保基金，同时也为能够患者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医疗费用。” 药事委员会是“灵魂砍价”后的国谈新药进入医院的重要一环，通常由主管院长、药学部门及有关科室负责人组成。

种种医疗腐败现象仍未得到根除，由此导致的医患矛盾激化、医疗纠纷不减，无疑会带来医患双输的恶果。将这些问题简单归结为医生失德或是“医闹”，显然并不全面。医疗行业取消过度管制与不当管制，争取“患者少掏钱，医生多拿钱，看病更容易”的理想效果，无疑才是针对这些痼疾的治本之道。

医疗系统的“回扣”，隐藏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出于利益的考虑，转介人和医院都有动机夸大病情，进行过度医疗。

对下属机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考核的指标不科学，甚至是出于利益考虑，就会出现问题。给交警定处罚指标，就会出现乱罚款，给医生定创收指标，就会有过度医疗。“罚款提成”“收入提成”，在公共部门应该彻底废除了。

据王岳介绍，对于医师的哪些行为、到何种程度会被终身禁业，医师法将相关权力赋予了各省级卫健委，他担心将来可能会造成执行标准不统一。 王晨光一直主张将禁止“过度医疗”条款写入医师法。至于如何界定“必要”与“不必要”，他认为应该由专业人员“以科学为依据”来制定标准。

新医师法草案规定不得过度医疗，但是却没有规定对“过度医疗”如何认定和处罚。这会让规定变得难以执行，失去应有的作用。医师法应该明确何为“过度医疗”，以及对“过度医疗”的认定程序和处罚办法。对于确实存在过度医疗的医生，应该予以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