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群体“舆论连坐”与“恶意构陷”的行为已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被无辜波及的第三方个人和企业有权声张自身权利，相关公共部门也有必要拿出举措，降低受害人的维权成本，简化维权程序，让受害者可以有更便捷的渠道获得司法救济，同时加大精神损害赔偿力度，加重对侮辱诽谤者的处罚，对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饭圈文化制造的“链式连坐”说不。

2025年1-4月，高通在中国车用座舱域控芯片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6%，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高通收购Autotalks，不只中国，此前欧美等国家反垄断监管机构也开展了审查。 “收购价格的大幅缩水，客观上让高通有意愿铤而走险，即便算上违法成本，可能也比原定收购价格更低，除非处罚远大于收购价的下挫幅度。”

ESG部分领域存在法律滞后或监管模糊地带，导致企业违法成本较低；即使有法可依，并不代表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需通过立法、执法、市场激励等多种路径改变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将ESG纳入企业管理。

如果等到犬只已伤人，再依照其伤害后果来惩治犬主的话恐怕就已经晚了，而且会造成“违法成本低”“执法软弱”的情况。原因在于，还没有一部全国性法律来确定非法养犬与不文明养犬的法律责任。然而，非法饲养禁养犬只或是养犬不拴绳的行为，其潜在的公共危害巨大，即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应当比照醉酒驾驶、高空抛物，以行为犯论处，如此方能增强威慑力。

“一些基层派出所不知道怎么开具告诫书，或认为开具告诫书会加剧夫妻矛盾。其实对施暴人来讲，公安机关出具一份书面处置，是对他家暴行为的很严肃的、否定性的态度，具有很强的震慑力。” “《意见》出台后，对比较严重的家暴，公安机关必须行政处罚，不能使用告诫。从处置力度来讲，行政处罚比告诫和批评教育要大很多，在拘留所关几天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近来，在高铁上占座霸座、越席乘车、酗酒闹事等不文明行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丽平建议，将不文明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以维护良好的铁路交通环境。 对部分涉及铁路的违法失信行为进行信用惩戒，其实早有规定，不过只体现在铁路公司限制乘车一项。朱丽平代表的建议，可能是将这些行为纳入更大的全国性的社会信用体系，对其进行更多惩戒，以增加威慑力。 “社会信用体系”，对信用主体尤其是自然人的影响很广泛，因此，对哪些行为可以被列入信用信息，哪些领域又可以利用信用体系对信用主体进行评价或惩戒，要非常谨慎。2019年，时任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就表示，要防止失信“黑名单”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泛化、扩大。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提高社会诚信、降低交易成本有重要意义，但信用体系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尤其不能成为对个人一切社会行为打分的表格。有些地方和部门，将行人闯红灯、地铁内饮食、垃圾不分类等都作为不良信息纳入个人信用记录。虽然这些行为可能不道德，但将其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并没有充分的法规依据，是对信用体系的滥用。

以提前退休、辞职等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即为“逃逸式辞职”。这些官员辞职后的去向主要是去辞职前有业务关系的企业任职，领取高薪，利用在职期间的影响力发挥“余热”。 “逃逸式辞职”的理由主要有因病早退、自谋职业、下海经商、志于学术、追求理想等。 在职期间不贪或少贪以规避查处，辞职之后再兑现，是‘逃逸式辞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种腐败方式时间跨度长、隐匿性强，而且辞职兑现好处的方式往往披着符合民商事法律法规的外衣，对违法违纪人员而言风险更低、成本更小。

到底是迷奸、勒索还是诬告陷害，此案终究要有一个结果。如果迷奸、勒索成立，那么刘颜二人就应该接受惩罚；如果诬告陷害成立，那么当事女子就践踏刘颜二人的名誉权，同样应该接受惩罚。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公检法都该让本案水落石出了，不应该让任何一方的违法犯罪，变成“稳赚不赔”的零成本高收益行为。

提高违法成本，首先要修改计量法实施细则，大幅提高行政处罚的罚款额度，此外应以诈骗罪追究黑心商贩刑责。还要铲除上游产业链。作弊加油机、电子秤，唯一的用处就是用于欺诈消费者，没有合法用途。应该严打源头，让犯罪分子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