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外卖平台算法似乎有意抑制内卷，并不鼓励骑手透支体力，而是通过机制鼓励更多人兼职，让大家都能获得一份相对不错的薪水。

外卖平台甚至还存在一种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宽容：“骑手超时，反而还会得到补贴。” 林远凡送外卖时“看风景”确实是一种常态。路过海边，有时他反而会停下转转，不为生计，只为自己骑行一会儿。这种“不赶时间”的漫游对他而言，反倒是一种放松 。 如今在他看来，工作的核心在于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且不滋生精神内耗，至于是否光鲜“体面”，已不再是衡量的标尺。

来自公安系统的数据显示，2019—2023年全国每年有超过800万人被治安违法处罚。如果这一大批人连送快递外卖这样的工作都无法做，不仅严重影响个人生计，也会对社会治安形成巨大压力。将违法记录封存，不能轻易被查询，就可以解除这些人身上无形的绳索，让他们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

被盗的王室珠宝依旧下落不明。更令人警觉的是：这起案件的指向从暴力入侵本身，转向对卢浮宫长期安保体系的拷问。 抢劫卢浮宫的四人行动小组，年龄在35至39岁之间，生活多依靠零工维持，包括外卖送餐员、非法出租车司机等。他们均有一定犯罪前科，以具有加重情节的盗窃、交通违法和暴力行为为主。 在7分钟内突破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这一事实本身，颠覆了人们的预期：不是职业大盗太聪明，而是卢浮宫的安全防线脆弱得过于容易被穿透。

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共有2.4亿人。而外卖骑手，已经成为当下灵活就业人员中最庞大的群体之一。 门槛不高，时间灵活，结算快速且多劳多得，让这份工作不仅能够帮助困顿者解除燃眉之急，也是性价比颇高的兼职选择。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曾大方分享做外卖骑手的感受。有人视其为颠簸生活中的一段过渡，让他们得以稍作喘息；有人为消磨时间，甚至是锻炼身体开始尝试送外卖，沉溺于即时奖励的快乐；也有人从骑手这个落点重振旗鼓，走出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成为骑手似乎就像一个人生的拐角，幸运又努力的人，说不定就从狭窄的暗巷走上一条更开阔的大道。不过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跑不动了怎么办？

“有天晚上跟萌宝他们聚餐时听说管理的手掌骨折了，要住院一周。我不敢相信，一整天都没有人说这件事。2013年那会儿，厂里只要有人受了严重的工伤，大家下了班都会带着水果排队探望。我跟工友讨论这种变化，大家觉得那个管理做人不行。后来我回想，也不全是这个原因。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人与人的关系慢慢就疏远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华强北一栋大厦里可能有几千上万个档口，初来乍到的人很容易在楼里绕半天。把“最后一百米”交给熟悉的代送员，外卖员反而赚得更多。 小孩抢走了不少阿姨的单。他们不追求单量，“一单一送”，只要接到单就立刻跑上楼，速度快、灵活性高。 街道接到群众反馈，意见有支持也有担忧，主要集中在孩子年纪小、代送外卖存在安全隐患。

“一个同学点了一杯咖啡，填的地址在村子里面。我送到巷道口给她打电话，刚拐进去，他们全家都出来接外卖，说第一次见到考上北大的学生。” “评论区很多人觉得护理专业不好，希望我不要四年之后又继续送外卖。但我还是觉得，既然上到这里了，那就老老实实上就行了。” “我的家庭是贫困户，我认知肯定没有其他家庭（的孩子）那么多。我觉得学习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对我来说肯定是最好的出路。”

城管执法人员罗琳的正职工作会涉及下发商家的处罚和整改文书，而当她接到外卖订单，要去巡查过的店里取餐时，“其实他们根本不记得你是谁”。 银行经理张华喜欢自拍，一张西装革履的照片，一张骑手服照片，这给了他奇妙的感受：两个身份看上去社会地位悬殊，但也不过是在干着不同活儿而已。 公务员李钰有一种“脚踏不到地上”的感觉：她经手的项目落地要如何惠及百姓？这些实际而具体的获得感，在工作中难以得到。 公职人员雷知愚几次遇见其他部门的同行。这些人往往都有相似的特点：不戴头盔，也不做防晒，戴着一副眼镜，长得也很白净，走近某小区却不知大门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