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最终大众舆论得以翻转，但写小作文、发小视频的始作俑者往往也不会受到法律追究。这已经成了一股恶劣的网络风气，搞得人人自危。有必要依法追究这些诬告陷害者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减少网络诬告泛滥的现象，还网络空间以清朗正气。

两起造谣事件之所以败露，都是因为事出偶然：刘某慧虚构性侵的真相，靠的是同伙“良心发现”才大白于天下；此次武志红迅速得脱冤屈，也是因为有人恰好发现了“聊天记录系搬运”。 “性侵性骚扰取证困难”异化成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治原则的侵犯，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 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严肃追查涉事者的刑事责任，以诽谤罪起诉涉事主体，让造谣者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造谣诬陷之风，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避免“狼来了”的悲剧上演。

造谣诬陷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即使被判侵权，也只需要一句轻飘飘的道歉。但是被诬陷者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停职辞退、被网暴、被社死

张恒被指控强奸未成年少女，这是刑事犯罪，警方应调查，如果属实那就法办张恒；反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确有此事，那网络小作文就是造谣诬陷。而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构成诬告陷害罪。所以这个事件中，要么有强奸罪，要么有诬告陷害罪，两者都是公诉犯罪，警方理应立案调查。

如何从立法、司法等层面遏制造谣、诬陷的任性，使得人们不敢诬陷他人、诬陷他人者必受严厉惩治，甚至在社会寸步难行。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命题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