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文景之治的各方面都体现了黄老政治的成功。这种早熟的制度设计，在文景之治中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奇迹。

谈到如何应对苦难，除了“幸福科学”的技巧外，他还提出两种力量之源——自然和社群，并分别援引道家和儒家经典来论证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苏轼当道士，说不定一生还顺遂些，可以终老故乡。然而，正因为怀有修齐治平的儒士抱负，又沉浮宦海四十年，被无尽的荣辱悲喜“九蒸九晒”，才成就了更丰茂、繁博的东坡。假如蜀中多一个苏道士，《赤壁赋》等绝妙好辞恐怕难以降临世间，汉语会因此失色。 但道家思想确实为东坡敷了一层自在逍遥的底色，让其诗文流溢空灵浪漫；在愁郁的贬谪生涯里，更是给予他极大慰藉。 （本文首发于2023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苏轼是矛盾的。读他的策论，读他的亭台记，感觉到其间的张力。他的策论论人论事，是儒与纵横家的结合，是积极、用世的，而亭台记表达的人生态度，则多有道家逍遥的意味。他和乃弟都尚儒家的“浩然之气”，却又透着道家闲逸的性情。 苏轼追求内心的自由，同时感受到责任对自由的限制。他的自由依赖于环境，是有条件的，“有所待”的，而不能做到庄子“无待”的自由。

无为而治的思想最早源自孔子，经其后学传承，一直不绝如缕，并不是道家独有的发明。《老子》文本与思想晚于孔子，这也基本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当然，我们不是说《老子》无为思想源自儒家，且二者对于“无为”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但将“无为”视为一种治理思想，确实是儒家的学说。

欧洲哲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我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一些命题，可以在欧洲哲学当中获得新的意义，中国思想和欧洲思想其实说的是同样的东西。

欧洲哲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我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一些命题，可以在欧洲哲学当中获得新的意义，中国思想和欧洲思想其实说的是同样的东西。

“内心感受五味杂陈，强烈的自尊心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将会怎样看我，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洞永远地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