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高空抛物判死第一案”显示，唯有继续加大执法力度，落实刑罚的威慑力，以科技手段锁定嫌疑人，事先摸排管控类似本案中周某这样的“五失人员”，方能更好地治理“高空抛物”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城市顽疾。有效预防胜于事后追责，加强威慑方能防微杜渐，不能等造成严重后果乃至出现人员伤亡了才行动。既然现行立法已经确定了“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治理这一顽疾就应借鉴处理酒驾醉驾的方式，及时扑灭危害公共安全的源头。

近日，央视网《法律讲堂(生活版)》节目报道了一桩案子：外甥刘某正月初二去理发，当晚舅舅酒后骑车发生车祸去世，舅妈控告他“故意杀人”，要求赔100万，还一度上了热搜。 如果这案子是真实的，根据报道披露的细节，公安机关不受理显然是正确的，法院驳回百万赔偿诉讼请求更没问题。外甥正月理发，舅舅当晚酒后骑车发生车祸死亡。显然，导致舅舅死亡的原因是本人酒驾，而非外甥理发。即使外甥理发令舅舅不开心，喝了闷酒，但只要舅舅不酒驾，是不会发生事故死亡的。 所以，法院驳回诉求，并不在于“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说法是迷信，或对“正月不理发”风俗的不认可，而在于这一信念或风俗与舅舅之死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当事女子在事发后拒绝向警方提供死者的任何信息，没有去努力进行善后事宜，是为不仁；向死者亲友圈子隐瞒死者身故的信息，甚至制造“很安全”的假象，还佯装并不知情，是为不义；技术性制造时间差与信息差，借此飞回国内逃避指控，是为不法。无论从情、理、法的哪一个角度而言，当事女子如此轻易地逍遥法外，不仅有碍观瞻，而且伤害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