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一审过程中，公诉人团队被大幅更换、检方四次变更起诉、法院四组合议庭。开庭之后，公安机关又开始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将全案“回炉重造”。 2019年案发后，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认为付廷祥等人涉恶，但检察机关后来在起诉时并没有指控涉恶。案件发回重审后，检察机关先是指控涉黑，后来又变更为涉恶。 付廷祥涉嫌的罪名“失而复得”。 案件发回重审，结果是付廷祥的罪名由原一审时的两个增加到5个，刑期也翻倍，由7年变成14年。

原一审庭审中，辩护人曾申请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被一审法院拒绝。但二审法院曾通知6名被害人出庭。二审庭审笔录显示，6名被害人表示自己未被强迫。 与刑法中明确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同，恶势力没有具体的罪名，也没有单独的刑罚适用。那么，一旦被认定为恶势力，会对被告人产生何种影响？

当高速公路项目代表的公共利益与承包人的巨额经济利益碰撞，受到多方压力的地方政府“铤而走险”，站在了“公共利益”一方。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杨尚东：原审法院认定高速公路公司构成侵权，遵循的是“侵权—赔偿”逻辑，重审改判遵循的是“侵权—公共利益抗辩”逻辑。

为凸显自家产品较基础L2功能的提升，车企在市场宣传中大量采用“高阶智驾”等五花八门的命名方式。 责任不应单纯只从分级上进行界定，而是要根据用户即时的使用状况和自动驾驶系统的情况等进行细分界定。 “现实世界给整个智驾系统开发增加了难点。”

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指出，包头市公安局在办理李林军案过程中存在7项违法行为，包括同录不完整，存在指示性、诱导性讯问等引供诱供行为等。 刑事诉讼中，发出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常见形式，但实践中存在回复率低、回复不规范等问题。

在一位辩护律师看来，检察院没有抗诉，如果邢文龙不上诉，也就判个死缓。他上诉后却被改判死刑，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最高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

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法律界与公众的关切，在于实质上消解了法官独立审判权及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动摇了两审终审制与重审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