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金融有很多的批判性。今天看来，我们对金融的理解是片面的。它更大的作用在于跟科技结合、跟创新结合，支撑科技强大和国家强盛。 金融体系、金融发展模式，没有所谓的“最优”，只有“最适配”。它要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基本国情、民族特点相匹配，脱离这些条件去谈“最优”，是没有意义的。但“适配”不是一成不变。 金融学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其他模式为补充”的等级化叙事，开始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可能。 中国经验的价值在于提醒全球：金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格林斯潘看跌期权”一度成为市场信念：当系统性风险逼近，美联储会压低金融崩盘的尾部风险。 格林斯潘并非沃尔克式的强硬斗士，他更接近一位“平衡主义者”：既懂得与政府保持良好沟通，也坚定维护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既对金融创新寄予厚望，又将识别系统性风险视为重要议题。 技术繁荣能否驯服周期？后来的历史证明，被驯服的未必是风险本身，更可能只是风险显形的时间。

金融与科技共荣，本质上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产业实践与学术研究、资本耐心与企业韧性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科技企业需打破单一思维，通过跨界组合（如媒体+技术+金融）创造价值。 “科技创新是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而金融助力与科技创新是孪生兄弟，更是共同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两大引擎。” “政府基金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自己包办去投资，而是引导专业机构、产业龙头与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共同来参与。”

尽管绿色金融在规模和创新上已驶入快车道，前行之路仍面临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深化”的严峻挑战，金融机构正在尝试超越单向的资金输送，通过多元化的工具组合，促进绿色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

截至2025年6月末，“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这是我国首次披露全口径科技贷款规模。与绿色和普惠贷款相比，科技贷款规模最大，加权平均利率最低。 2025年以来，所有受测评银行均搭建了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并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专职团队服务科技企业客户；已设立或计划设立AIC公司的银行从5家增至10家。 银行业科技金融“增量扩面降息”，但一些实力较弱的区域银行未将科技金融作为主攻方向。

六家国有银行争相大手笔投入信息科技：四大行年投入额均超200亿元，远超其他银行；交行投入额占总营收的4.4%，邮储投入额增速超9%，后两者均为六大行之首；国有大行科技员工数量突破11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7%。 股份行阵营中，招行当仁不让成为首席。兴业银行科技员工占比是所有被测银行中最高的、招行则是股份制银行序列中科技员工总数唯一破万者；招行全年信息科技投入总额及不良贷款率各自获得同期可比同业中“最高”和“最优”，佐证了数字金融提升银行风控水平的逻辑。 北京银行和沪农商行作为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代表，双双入围前十。这一排名略显“扎眼”。虽资金实力不足大行，但多家农商行正通过互相合作或联合外援的方式，共建创新实验室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此举绕开了设立金融科技公司路径下重投入、回报周期长的弊端，是相对务实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