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它体现为经济运行对均衡状态的偏离。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必然面临与守成国的全方位博弈。这种博弈从贸易、科技延伸至金融领域；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种博弈会通过多个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当前更具紧迫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二者已经形成相互传导的风险链条。 长远而言，政府股权投资有自身独特定位，无法替代土地财政。

按总资产计，中行曾是中国第二大商业银行。四大行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快速成长，资产规模年均扩张速度接近20%。但中行在此期间规模扩张速度年均只有约15%。 中行在2009年贷款规模的超速扩张结果之一，是中行总资产规模在2010-2012年间超越农行升至四大行第三。但与此同时，中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却出现滑坡，连续三年低于四大行均值。 在全球金融监管趋严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中行应珍惜海外牌照，紧随中国企业出海策略；继续提升国内业务份额，但应更看重业务质量。

一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相关部门、机构、企业等相互协同良性循环的结果，而非凭借任何单方力量。 商业银行对公贷款结构正在从过去的“房地产、基建、金融”的旧三角循环向“科技、产业、金融”的新三角循环转变。 普惠金融的难点和痛点之一在于“长尾客群”的风险定价难，风控成本高。随着金融科技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互联网银行为代表的新金融势力崛起，这一难题有了较大改观。

吴英案，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民间金融案例，至今仍出现在大学法学院的课堂上。2006年，年仅26岁的吴英通过大量借贷，在浙江东阳快速崛起，缔造本色集团，2009年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2012年，最高法院认为量刑不当，吴英被改判死缓。 《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作者万茵曾公开评价，吴英案之所以波澜起伏，是因为吴英背后有一个精明而倔强的父亲。

二十多年前从罐头厂起步，一跃进入地产业，再通过入股银行跻身金融领域，泰合集团快速崛起，从寂寂无名之辈摇身变成打算接连收购三家上市公司的资本玩家。

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突破地产财阀的合围，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崛起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转型，是解决香港诸多问题的出路所在。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香港必须坚守的，便是这座东方之珠得以安身立命的——法治。

传统意义上的“富人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正经历诞生以来的最彻底改革——变身为“金融联合国”，而中国力量的崛起尤其令人瞩目。

这一次，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将“落定”上海的消息有如一针“强心剂”再次刺激了上海地产业。

“金融从来不是一城一市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肖耿认为，“宣布定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宣布人民币有一天将会可自由兑换”。

周小川“隔空喊话”与王岐山“提前布阵”，马上让国际社会炸开了锅。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纷纷帮腔，老牌西方国家却纷纷摇头，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不相信有必要建立全球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