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5年6月末，“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这是我国首次披露全口径科技贷款规模。与绿色和普惠贷款相比，科技贷款规模最大，加权平均利率最低。 2025年以来，所有受测评银行均搭建了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并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专职团队服务科技企业客户；已设立或计划设立AIC公司的银行从5家增至10家。 银行业科技金融“增量扩面降息”，但一些实力较弱的区域银行未将科技金融作为主攻方向。

破解“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难题，湖南当地银行信审评价体系开始趋向注重企业未来发展的“投行思维”。如“看未来”模型：通过技术流分析替代抵押，将企业研发投入、专利数量、技术壁垒、市场竞争力和政策支持等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估体系，通过量化方式获取放贷依据。在信贷和股权联动中，多数时候“所见略同”，且有互为背书的价值。 银行信审评价体系的革新是金融科技赋能的结果。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 为促进科技金融发展，湖南当地银行采取了设立科技金融支行、科技金融中心和敏捷专班等做法，并对专属支行人才引进、贷款定价和业绩考核等方面施行差异化制度。

从各地清欠进展来看，主要是优先清偿单笔50万元以下账款，并设立了明确的清零时间点。 清欠的钱从哪儿来？一是“金融支持清欠”，二是专项债。 目前，各地牵头负责清欠工作的是工信部门，而非财政系统。

遵循“多数票决策原则”，设计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指标测评体系，即选择相对多数银行共同披露的科技金融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与此同时，将静态规模指标和动态变化指标按数量比7:9、权重比9:11进行设定。 95%的受测评银行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科技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并在科技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有所行动,但仍有1/5的银行没有当年新设科技金融的专营机构或专业团队。 银行支持科技创新客群更加下沉，科技信贷资源正从富集于大中型科技企业向优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迁移。 受测评银行在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及“科技金融”总次数的离散系数高达0.93。在统计学上，这意味着银行之间信息披露的差异程度极大。

现有各地法案对稳定币的监管相当严格。但各地监管法案最大的隐患和漏洞在于对稳定币发行公司缺乏最后贷款人的支持。在极端情况下，当资产端丧失流动性时，稳定币发行公司就无法应对挤兑压力。 在所有传统金融业务中，与时代发展最为脱节的就是跨境支付。漫长的银行代理链条与前互联网时代的报文系统，使其成为缓慢而昂贵的活化石。 没有发行稳定币的区域和国家一定会在包括跨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其货币国际化更难以实现。 《稳定币条例》落地后，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有望打开国际市场新局面。其依托合规框架和跨境支付效率优势，可与数字人民币协同，补充现有支付体系。

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终极手段还是稳定和活跃经济增长。唯有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上，让活水有蓝海可以奔赴，才能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让资金有效支持生产和服务的实际创造，让流动性真正变成发展的活力。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转型金融的兴起为高碳产业的低碳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了碳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全球碳信用市场正从单一的减排工具向系统性气候治理平台演进。

着重抓好金融、国有企业、能源、消防、烟草、医药、高校、体育、开发区、工程建设和招标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系统整治，持续深化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治理。 未来需进一步完善跨国合作机制，提升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加大对疫情严重地区的支持，避免猴痘疫情演变为长期威胁。

在“金融支持前海30条”政策支持下，2024年，深圳跨境金融领域多点开花，14条“首创”“首发”金融政策中11条已获推广复制。 2024年，“跨境理财通”个人投资者累计增加97.11%，累计划汇金额增长676.54%，业务规模爆发式增长。 港澳个人投资者参与“北向通”的积极性稳步升高，但内地个人投资者参与“南向通”的积极性更高。